“平均地权”作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重要一环，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既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各方有关“平均地权”说之发轫、理论因袭、内涵等问题的讨论，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源起与纷争

　　“平均地权”思想无疑为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乃至民生主义中的核心主张之一。然而，就是这一后来者认知中如此重要的立说，却在孙中山方行倡始前后，引发了不小争议。据冯自由回忆，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提出将“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誓约，当即遭到会员数人反对，并要求取消。后经孙中山“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吴若男也回忆，开会当日“讨论会章时，不主张提‘平均地权’的就十居八九，……但中山先生对这一条坚决主张，不肯通融，结果大家拗不过他，才没有把这一条删掉，可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同‘驱除鞑虏’同等地郑重看待。”

　　事实上，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质疑之声即已出现。1903年12月，就在孙中山正式提出“平均地权”说后未久，即有人去函孙本人，表示对该说能否行之于中国持疑惑态度。为此，孙中山复函解释道，自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非但“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且亦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其实，孙中山本人也意识到“平均地权”说，当时恐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据邓家彦回忆，就在同盟会成立前几日，孙中山“还对我们讲平均地权”，但“这时候，总理讲平均地权能领略的人很少。”

　　同盟会成立后，多数革命党人尽管勉强接受了“平均地权”说作为革命纲领，但能否真理解内中涵义，却颇值得怀疑。仇鳌就曾回忆：“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治纲领。但当时也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一般人更是莫测高深。”张永福也认为自己当时“对于民族民权虽已有些模糊的影子，若至于民生主义是不会想到的。”仇鳌留学过日本，张永福则长年侨居海外，属革命党人中思想较为新进之辈，尚难理解“平均地权”之真意，更遑论其他。就连被孙中山倚为“左膀右臂”的胡汉民也曾为是否将“平均地权”一说列为同盟会的政治革命纲领，与孙中山发生过激烈的争辩。革命党人内部当然也不乏清楚“平均地权”说之辈，这些人通常是留学青年，“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他们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该说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是故，他们以为不如去掉“平均地权”，反而更易于革命的动员。如同盟会旅欧骨干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人就曾采取这种办法，于同盟会之外另成立公民党，入党誓词中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字样。同样，1907年8月，张伯祥、焦达峰、孙武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改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对此张伯祥等人的解释是：“同盟会是平均地权，兄弟恐吾国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一时做不到，特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一切。”与留学青年不同，共进会的成立，主要缘于部分革命党人对同盟会总部在革命策略上的不满，以及同盟会内部光复会成员掀起的第一次“倒孙风潮”。而从他们变“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来看，可知革命党内部有人对“平均地权”说不满相当深，甚至几成为革命党分裂的诱因。

　　革命党人以一般民众识力不足，提出时机未到为由，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诟病不断。令人吊诡的是，身处革命阵营外的梁启超，亦从一般民众智识不足，易为“平均地权”说所误导，批评革命党人的“平均地权”政策是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意为我用”，然后以暴烈的行动“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在梁氏看来，中国地主之所以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不能滥以革命之名随意征收。

　　其实，梁启超当日亦并未全然否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与部分革命党人认为“平均地权”说提出时机不够成熟一致，梁启超亦断定“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在梁启超看来：“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由此可知，梁启超对孙中山社会革命说的批判，恐怕更多的源于他的“民族救亡”先于“民众富强”的“国家主义”立场，在梁氏看来：“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问题“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阵营内外双方，皆以民族独立未尽，一般民众尚欠启蒙，社会革命时机不成熟为由，反复质疑、批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这或也提示了后来者注意，当日多数精英分子眼中，一般底层民众确实还未开化，有待启发，倡行社会革命尚需时日。或如景梅九后来回忆所言及的那样：“是年对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很用了些心为之鼓吹……这有几个缘故；一因宣传种族革命的书报很多，光复旧物，推倒满清诸说，深中于一时人心，所以各处运动，都拿种族说作媒介，别的问题，自然是顾不到了。二因智识阶级，为共和二字所迷醉，以为推倒专政，施行民主主义，便心满意足了，社会问题，那放在他们心里。”

　　二、脉承与因袭

　　由于未能洞察孙中山“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两大土地问题论说间的异同，在未作辨析的情况下，至今大陆尚有学者将二者混为一谈，或划之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大旗下,或冠之以“孙中山农村土地问题理念”之号，并以孙中山本人之叙述为依据，提出孙氏早年贫苦家庭出身，对农民生活艰难“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是他提出“平均地权”说的“背景渊源”。

　　诚然，孙中山在1897年前后与宫崎寅藏言及“土地平均”之说“得自何处”时，确也承认正是自己“贫困之农家子”的“幼时境遇”，促发了他在“达到运用脑力思索之年龄”后认真考虑这一“重大问题”叭然而，从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论及土地问题的表述中可知，孙氏此时所谓的“土地平均”，意在以“必能耕者而后授其田”，解决农村中的土地分配问题，或可视作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之源起，与“平均地权”说的内涵却大相庭径，不能一概而论叫尽管单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平均地权”方案或对解决城市及农村土地问题皆适用，但由于认识到城市与农村土地问题的大相庭径，孙中山曾指出：“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土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孙中山这里所谓的“繁盛之处”“穷乡僻壤”分别代指城市与农村，表明他对此二者的处理态度并非全然一致。

　　而从正式提出“平均地权”后孙中山对该说的论述来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也主要为解决城市的土地问题所立。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等一道制定《军政府宣言》时，他即对“平均地权”说作了如下说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民国初年，再次游历欧西，目睹了英京伦敦等城市土地“不过略为繁盛”者，却“每亩约值六百万元”，其间重利“皆为地主所得”的情境后，更是让孙中山联想到“数十年之后”，中国“工商发达”，城市土地随之腾贵，那时“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因而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上，他认为要求“平均之法”，最好实行“土地国有”，“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

　　从孙氏自己对“平均地权”说的阐释可知，他倡行的“平均地权”理念，如宋庆龄所言，无疑是“对动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研究和考察”后得出的思考意在侧重解决“社会改良进步”后，城市土地“增价”的问题。这或也提示了后来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实为外来刺激之产物，非单“农家子”出身所能诱发。

　　如前所述，孙中山试图以“地价税一法”解决城市土地问题的“平均地权”思想，理论上主要受启于美国经济学家乔治•亨利(Henry George)"单一地价税”(Single Tax)论的熏染。亨利•乔治认为，产生贫困的根源是人类自然的土地资源为利己主义者所垄断，社会进步带来的全部收益被转化为地租收入，地主不劳而获，民众则陷于贫困当中。因此，须通过社会改革，根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单一地价税”，对土地按估定的价值课税，使土地增值的收益全部归社会所有，同时废除其他一切税收，并提倡公用事业社会化。这样不仅可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消除土地私有造成的人民贫困，而且还能促使工业的发展，最后达到人们共享文明的“大协作社会”驚孙中山对此非常赞同，认为中国若不及早参行此法，“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

　　孙中山对乔治•亨利的单税论赞赏有加，除服膺此说改良社会经济的一面外，亦与该说风靡于当日有关。自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W.E.Macklin)最早把亨利•乔治学说介绍到中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在该论说传入中国伊始，即有人对其说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社会党还把“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作为其纲领之一。

　　乔治•亨利的单税论说为各方所接受，孙中山以之解释其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能起到扩大同盟会影响力，争取支持的效用。对此，孙中山为“我道不孤”深感欣慰。他给社会党崇明支部地税研究会的信中写道：“单税一事，为社会主义进行之一端，而仆所主张照价征税之法，粤省刻已议行。倘得诸君子遥为赓和，友声相应，庆幸奚如。”当他得知袁世凯亦对自己以亨利•乔治学说解释民生主义表示赞同时，孙中山则进一步深信袁氏“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他致电黄兴说：“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戈叽大致不甚相远。”

　　不过，正因为孙中山有以“单税论”宣传革命的考虑，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又与亨氏的单一税法并非全然一致。在与约翰，白莱斯福特(John Brailsford)的谈话中，孙中山就强调他所主张的“依地价征税主义”与“正派单一税主义者不同”。在孙氏看来，由于“近世国家生活情形，复杂变化，迥非昔比”，如果严格施行单一税主义，“于理于势，恐皆不当”。因此，他主张在单一地税之外，“再征收他种税款是也。”

　　由上可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之发轫，与他游历考察欧西列国“政治风俗”，目睹资本主义世界虽“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的个人体验有关，主要考虑的是解决“社会改良”“文明发达”后的城市土地问题，与其早年希图以“土地平均”“必能耕者而后授其田”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认知并非同一概念。而“平均地权”说从理论上受染于乔治•亨利的“单税论”，除与孙中山认可该说为变革社会经济的“良方”外，亦与该说风靡于当日，孙中山试图倚之宣传革命有关。因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又与“正派单一税主义”有区别，不能等而视之。

　　三、内涵与深韵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包括：“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以及“土地国有”等几项。1924年，他在手书《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十条中，对此作了较为简明的概括：“每县开创县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在孙中山看来，要施行“平均地权”，首先就是要定地价。他借鉴了英国的经验，认为英人地价由“规定地价底衙门”裁定，这种办法在中国难以推行，是因为“中国人怕打官司，怕到衙门内办公事；如果规定一块地价，必要到衙门去两次，便觉得不堪甚扰”。孙氏设想中国的做法是，让“有土地之家，有田亩多少，价值若干”，依当时的地价“自行呈报。”针对有人“以为地价由地主任意报告，他们以多报少，政府岂是要吃亏”的质问，孙中山提出，倘若地主高报地价，“在抽税机关方面，自然要吃亏”。但是，他又反复强调，“如国家开铁路、马路或建一大工场等，可以随时收归国有”,“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他在这里所说的“地契之价”，即是最初由地主自行呈报的地价，也就是说国家在需要收买土地时，是永远按地主最初自行呈报的土地价格来收买。因此，“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这就使得地主不敢多报，也不敢少报，只能“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政府。”地价既定，政府则依照所报地价征收税款。孙中山指出，过去政府“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这一办法是不合理的。同样面积的土地，由于所处地段的不同，价格上也就有了“贵”“贱”之分，如若征收一样的税，那么对于那些“贱”地所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而，“要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就“应该使税和地价相称。”因为，在孙氏的印象中，“拥有优秀土地的都是有钱人”，而“价格最低的土地为穷乡僻壤贫民阶层的财产”，向富人“课之以较高的税”，贫民则只应收“最轻的税”，毫无不公正之处”裂

　　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中山参照各国“通行的地佣税”的作法，指出，政府的征税率应定为“值百抽一”。一般以为，这是他所主张征收的税率比。不过，考察孙中山的言说可知，孙氏并未将此作为硬性的规定。崔书琴在《三民主义新论》中作过分析，认为孙中山“有时主张重税，有时主张轻税”。孙中山自己也说，对于税率的抽法，"或抽百分之二，或百抽之一，他日由省（议）会议决，然后执行。"另外，还须指出的是，孙中山的照价征税，仅是就“素地”而言，即指所谓的“只抽地之原价”，不算“人工制改良及地面之建筑"，包括“种树、筑堤、开渠"等都要“照此类推”。孙中山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免地之荒废，二可奖励人工之进步，三可免资本家垄断土地之弊。”

　　台湾有学者曾强调，“平均地权”中最为主要的方法就是“涨价归公”。考察孙中山的论说可知，“涨价归公家”确是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中的重要内涵之一。孙中山曾指出，在其他国家地价上涨后，“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他并不赞同这一做法。孙氏认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而推动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的是“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在孙中山看来，“行了此法之后（即涨价归公一一笔者注）”，不但能解决财政窘困的问题，使中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而且能使苛捐“尽数皆出”，物价“渐便宜”，民众“渐富足”，光是“收地租一项”，中国就能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

　　在孙中山“平均地权”说中，与“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思想相辅成的是“照价收买”。按照孙中山的设想，照价收买，即是当土地所有者为了少纳税，在核定地价时，企图以多报少，政府查明后，即可照价收买该地主的土地。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土地主在呈报地价时弄虚作假。同时，当国家需要用土地，也有权利依征收时的价格，收回该土地。这里所说的依征收时的价格，即地主最初申报的价格。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地上所建的楼宇，国家亦需“补回地主楼宇的价值”。

　　此外，孙中山在论及国家、政府对土地行事最高的支配权力时提到“民生问题，兄弟主张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其平均之法：一、照价纳税，二、土地国有。”“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大陆学者据此认为，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中“土地国有”，即为通常意义上的土地国有制度。而台湾学者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平均地权并非苏俄式的土地国有，其基本精神仍是允许土地私有的。如此大相庭径的解读，和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纷争有关。

　　撇开两岸间的过往，仔细考察孙中山的“土地国有”论说，可知他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并非完全废除私有土地制，将全国所有土地收归国有。1912年4月，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讲：“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同年5月在广州报界欢迎会的演讲中，他又说：“土地国有之法，不必尽收归国家也，若修道路，若辟市场，其所必经之田园庐墓，或所必需之地亩，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之价格，国家给价而收用之。”对此，蒋介石的解读可谓一针见血：“向国家缴纳其私人土地的赋税，岂不是明白承认私人土地原是国家所有的吗？不过他向国家承领得来而已。……因之土地的性质，无论在理论或事实上，自古以来，无不是属于国有的。

　　四、结语

　　从“后鉴之明”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无疑在其民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该说在孙中山提出当日，却遭到了来自革命党内外诸方的质疑。这与彼时大多数精英分子认知中存有底层民众尚未开化，倡行社会革命之机不成熟的看法有关。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源头，理论上主要染袭于乔治•亨利的“单税论”，意在解决革命成功，文明发达后，城市的土地问题。为孙氏游历欧西，受外来刺激的产物，非其“农家子”的出身所能诱发。至于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内涵，归纳起来包括“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以及“土地国有”等几层含义，或如列宁所言：孙中山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地价是资本主义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