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与一统：孙中山对国家统一的思考

　　近代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宗法社会结构不断土崩瓦解和传统文化形态不断分裂蜕变的时代，又是一个动态的、抗争的、奋起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更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山重水复之后峰回路转的过程”。诚如孙中山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交谈时，甚至不惜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阐述在国家衰亡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联合有识之士起而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政府多方面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踏，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于斯时也，荀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变乱推翻逆朝，力图自主。徒以时机未至，横遭蹉跌，以至于是。”在这段文字里，虽然表现出强烈的汉族意识和种族立场，但也道出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实情。

　　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民主思想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传统的君主专制已经在人们心中失去了正当性，清王朝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天经地义的秩序法则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诚如学者许纪霖所言：“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一步步地对权利、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在权利层次上，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利，让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王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从20世纪初开始，人民主权思想风起云涌。在权威层次上，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观念，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利都要在宪法的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性的宪政。于是，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统治危机，而是历代统治者从未有过的权利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政治权利的来源、国家权威的象征乃至最高秩序法则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也就是说，延续了2000余年的家国天下的大一统的正统观和秩序观，在人们心中已经发生了动摇，清王朝精心建立的一统天下也面临着存续的危机。

　　据杨念群的研究，以往王朝的正统性主要有三条标准：空间上的大一统、时间上的王朝终始的循环论和种族上的内外族群之别。大致而言，在天下主义的汉唐帝国，突出的是空间上扩张的大一统，而在强调夷夏之辩的宋明朝代，更看重汉人的文化正统性，到了清朝，朝廷在论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时，淡化了对清王朝王不利的时间和种族意义上的正统性，特别突出自己对汉唐帝国传统的历史继承，即空间上开拓疆域、统一天下的正统性。确实，空间上的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核心所在，唯有疆域的扩张和天下的一统才能真正证明异族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这里有必要明确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和正统论，因为它们都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当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性的伦理秩序，又指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利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礼仪秩序。许纪霖认为：“天下”还有一层含义，即“地理意义上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秦汉之后，类似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即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严格说起来，所谓天下，指的是前三层”。显然，天下所蕴含的空间，要比地理概念的中国大。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明确主权、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国家；而古代中国虽称国家，却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具有双重内涵：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从地域空间的角度看，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不同民族、地域、制度的王朝与政权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人口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与天下有关。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

　　在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观里，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对文明的认同和对王朝的认同两者合一来实现的。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内核，王朝认同是有条件的，文明认同是绝对的。在王朝认同背后，是对其所代表的天下价值观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个在士大夫心目当中拥有合法性的正统王朝。许纪霖认为：所谓正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以天下为中心的历时性解释，注重的是对中原文明的历时脉络传承；另一种是空间性的大一统，强调的是天下归一和疆土的开拓。天下与大一统，在儒家思想里，两者相互包容、镶嵌，天下是一套礼治的价值观和制度；所谓的春秋大一统，乃是统一于天下归一的周礼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统都抽去了儒家礼治的价值内涵，只剩下一统天下、富国强兵、提升国力、开疆拓土的政治内涵。正如赵刚所分析的那样，清朝帝国的成功，既不在于其民族特殊性，也非汉文化同化说，其合法性乃是建立在王朝认同上，清王朝成功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天下归一为一个有明确疆域的多民族帝国。但是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的王朝危机日趋严重，汉文明中国与王朝中国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日益凸显出来，在外来的族群性民族主义潮流推动下，清朝的合法性最后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延线200多年的大清帝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最后一击下终于灭亡。

　　严格来说，近代中国是一个“国家”的重新发现，也是一个“国族”的重新建构。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在抵抗西方入侵的过程中，也有了近代国家的觉悟，产生了国族的自我意识。于是，“近代中国不仅有了建国的追求，也有了建族的自觉”。清王朝的覆灭，意味着君主专制下的家国天下的结束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更意味着新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秩序的重建。近代的国家与传统的帝国不同，不仅需要理性的有效率的政治制度，而且还需要一个可以整合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族群、有着共享的文化和命运共同感的“国族”。还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建国设想。特别是他在《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宣称，满族人也是中国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磅礴人心，举国之人皆知明理仗义，固非若昔日人心疆之世。军政府提掣义师，肃将天讨，期与四百兆人平等，以尽国民之责，亦与昔之英雄割据有别”。并指出：“今军政府与我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兵所至，举满洲政府不平等之政治，摧廓振荡，无俾遗孽。凡租税厘捐一切不便于民者，悉扫除之，俾我国民得怡然于光天化日之下。俟天下大定，当制定中华民国之宪法，与民共守。”1906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又再次强调：“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陷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不仅表明孙中山所期望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实行五权分立、五族共和的共和政治，实行的是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和民主共和，中华全体国民共同掌握国家的权柄，而且也表明孙中山已经抛弃了视满洲为异种，清朝建政乃“中国亡国”的理念，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领土统一的民族的国民的文明的大中华思想。

　　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孙中山关心的与其说是民主法治和经济建设，不如说是诸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思想文化的“统一”和政治经济的“一统”两大问题。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在向全国发表公告中，自信地宣布：“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大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五洲列国益敦亲睦，于我视为唇齿兄弟之邦。因此敢告我国民，而今而后，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增国家之荣光，造国民之幸福。”但是，现实并非孙中山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是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所提倡的“五族共和”和“五个统一”国家统一原则，不但没有真正落实，相反地，“回忆年来，南北找争，兵灾选见，市惠骚扰，国为墙，盗匝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恫心”。因此他认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坚信：“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显然，孙中山把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振兴紧密结合起来，以为只有实现了国家统一，才有可能确保民族振兴。

　　孙中山晚年先后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实际上所要实现的则是打倒军阀，消灭地方割据，抵制在华的外敌，建立中华一统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其中，国家统一和中华一统始终是孙中山思考和追求的目标。虽然“统一”和“一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表述的是前进和倒退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统一”，是多个“不同”的联合、融汇；“一统”，是一个意志对多数“不同”的兼并。《三国演义》开篇就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所说的“必合”，指的就是武力兼并，是一统；“必分”是说一统必然导致国土分裂。孙中山经历了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历史巨变，深感到不清除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个祸根，不树立文化自信，不能做到思想自觉，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是民国初年提出的“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改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的五大统一，还是《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以及《孙文越飞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宣言》，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摆在第一位。有时为了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孙中山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周旋于东西方列强各国之间，游走于地方军阀势力之中，运用战争或和平的方法，以求和平统一，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国家统一的思想情结。

　　由于孙中山把国家统一看作自己最崇高的事业和奋斗的目标，又往往为了目的而不择方式方法，有时几乎是一意孤行，听不得相反的甚至建设性的意见。二次革命失败前后，孙中山的举措就很欠周详和妥当。他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认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现，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假党魁，而不是一个真党魁。全党没有服从他这个党魁的统一指挥，结果“厨师太多，煮糟了汤”。

　　很明显的是，孙中山把失败的责任推及党员同志不听他的意见和人心涣散，显然于事实不符，也难于服众。黄兴就认为：“然英雄之举事也，当先图利害之如何，顺逆之如何，强弱之如何，众寡之如何。袁氏执政诸多专擅，凡属同志，无不扼腕。政治上之革命无非欲促进社会之幸福。起视同胞，疮痍遍体，回顾本党，元气凋残。癸丑以后，飘摇异邦者若干人，逋逃海外者若干人，以兴所见，丘壑之填，陈葵之厄，比比然也……乃先生与英士诸君犹谆谆以革命相功，并谓同志，大半在东，正可利用，岂使之冻馁者不足，复将驱之炮火中耶！此兴之期期以为不可者也。”随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各具誓约，“附从孙先生”，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手指模印，并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规定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孙中山坚持在的上写下“附从孙先生”，就是要建立以他为领袖的党魁领导体制，使党员受到党的纪律的严格约束，克服自由、散漫的弊病，在他的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以便一个党如一个人那样，因此他特别强调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同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此时的孙中山，对自己的主义和能力充满自信，他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他还一再向人们解释道：“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这种对自己的能力、主义和方略的自信，固然有其道理，但也违背了他一贯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

　　不过，与那些醉心于权力的野心家不同的是，孙中山的主张和做法是完全出于一种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革命理性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的权力欲望和私人利益。他在总结多次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地领悟到要国强民富和振兴中华，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必须有一个纯洁的队伍和统一的政党来完成。他坚信只有党政一体，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实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思想认识上的高度一致，才能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1923年10月，他在广州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更加明确地表示：“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最完全的主义…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更加明确了孙中山的最高权威，以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孙中山在以往革命方略的基础上，借鉴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以党治政”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以国民党为中心，领导和控制军队、政权、群众组织的总体构想。

　　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新陈代谢迅速的时代里，随着清王朝统治权威的丧失和政权的士崩瓦解，也随着外敌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及传统天下观和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的迷失，传统意义的民族国家的重建和现代文明标尺下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确立，成为“保国”“保种”“保教”、救亡图存者的共同心愿。其中，孙中山在“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可谓时代的引领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他对国家统一的思考和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向往，同样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

　　二、北上与北伐：孙中山国家统一的方略

　　史学界关于孙中山的北伐和北上的研究已有不少的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北伐和北上。即使有人关注到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次北伐和两次北上的动机和目的，甚至对孙中山两次北伐的过程、结果及其失败的原因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四但只是就事论事，缺乏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和深层次的社会思

　　想文化透视。尤其是孙中山自有了政治参与意识后，就多次从广东出发，北上津京，如1894年上书李鸿章，与陆皓东一起到上海，赴北京的首次北，1911年年底从欧洲回到广州，然后北上奔赴上海和1912年应袁世凯之约北上共商国是，以及1924年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讨国事，前后30年，四次北上，都是为了国家和平发展和民族团结统一。与此同时，孙中山一生也曾有四次北伐的倡议和行动。如1912年年初的北伐，1918年的北伐和1922年的北伐，以及1924年的北伐，四次北伐都是想通过武力谋求国家和平和统一。这种在北上和北伐之间不断地变动，而且越到后来越倾向于动用武力，消灭军阀，赶走列强，以求和平和统一的做法，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呢？

　　先说孙中山北上的问题。从1894年第一次北上，到最后一次应邀北上，前后虽然跨度约30年的光景，但他始终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的。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是孙中山选择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和方法，始终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方法为主导。1894年与陆皓东从广州出发，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认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乃“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助李鸿章的权利和影响力，一方面仿效西法，实行改革，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希望李鸿章提供其学以致用，“玉成其志”的机会和平台。虽然首次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未能如愿以偿，但也因此得以了解李鸿章所在的官场习气和北方中国经济社会的虚实，更重要的是他从北方返回广东后，立即去了檀香山，举起了反清革命的大旗，开始了新的谋求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的革命之旅。如此，北上也算是不虚此行。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乘英轮抵达香港准备北上，据胡汉民记述：“闻先生将抵港，即与陈炯明、朱执信等议，请先生留广东。因与廖仲恺乘兵舰赴港迎接先生。既见，屏人熟议，自早至晚始诀。先生言：‘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以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既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回复，岂云得计？朱明末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响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等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不但放弃了先前建议孙中山在粤发展的计划，而且还欣然与孙中山一道北上，支持南北和谈，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当时的形势也如中山先生所言，虽然十七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朝政府，但南北停战和议尚未定论，仍然有革命功亏一篑之虞。正如孙中山致电横滨华侨时所言：“吾党组织之革命军，今对于满朝已经休战，将移而至媾和谈判。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余不日当可与诸君相见，以谢至今所蒙恩谊，并亲与诸君协议吾国之将来一切，请自重自爱。”可见，孙中山第二次从广东北上至沪，在于力图采用和谈方式完成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革命大业。而他的第二次北上之举，的确以和平手段，完成了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千秋大业。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应袁世凯多次邀请，第三次北上至京共商国是。他在天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间及，余亦不便过间。”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袁世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地向孙中山请教治国富民方略，孙中山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作了回答，并且在北京期间，借助各种宴会和公开的场合，孙中山都极力推崇袁世凯，尽其所能消除各派，尤其是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歧见，认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袁莫属，他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未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并公开表示他的北上宗旨和政见：“一、男女平权。二、大铁道计划。三、尊重议院。四、南北万不可分离。五、大局急求统一。六、报界宣造成健全政论。七、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可见，孙中山此次北上进京，真切地希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真诚、坦率、无私和热情。

　　最后一次北上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南方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孙中山“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孙中山本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示：“我这次到北方去的缘故，就是因为民国有了十三年，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走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是一定可以大功告成的。我这回去北京去，外面不明白情况的人，以为我一定可以握大政权，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我信这次到北京去可以自由行动，能够在北京自由活动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军务。我想极快只要半年，便可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慢也不过是要两年的工夫，便可以成功。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筹备。”他在上海与记者见面时又坚决地表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这次单骑到北京去，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至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地来解决全国大事……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与留日学生交谈时更明确了他此次北上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原则和策略：“我放舍西南，只身往北方区提倡和平统一。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方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经组织的团体，举出代表来出席国民会议，大家商量解决国事……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与日本媒体记者见面时，孙中山再次重申：“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外对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个人今日之首要任务便在于：在国内为国家之统一尽力，对外则期待着国家独立的实现和全世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平等的承认。”由此可见，孙中山第四次北上的动机和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独立和统一；二是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而要实现这两大目标的路径和策略，首先是对外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军阀统治，消灭地方割据，其次是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两大问题。

　　但是，国家统一凭借的是实力和民心，和平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对此，孙中山早有心理上的准备和方略上的预案。尽管他对武力、战争和流血牺牲有着本能的厌恶和抵制，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和民生的福祉，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抗争也是可以考虑的。事实上，孙中山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在坚持和平的方式方法的同时，从来没有拒绝或回避暴力。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迅速成立兴中会，率先举起反抗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大旗，积极运动华侨、会党、留学生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成立后又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表明了他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快袁世凯的反正、推翻清廷，实现国家统一和民主共和，孙中山曾一度坚持在和议的同时，仍然不放弃北伐。他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同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并通告黎元洪执行。尽管当时也有人认为北伐可能一举成功，但恰如孙中山自己复电袁世凯时所言：“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动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之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言矣。”可见，孙中山并不想因北伐开战而祸及民生，只不过是增加南北和谈成功的砝码，确保早日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和平和统事实上，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北伐，不过是以北伐配合议和而已。随着议和不断地达成协议，北伐的言行自然也就无声无息了。

　　孙中山的第二次北伐是1917年，起因于府院之争，国会政团的分合，以及张勋复辟，破坏了国会，也违背了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联合南方各省，提出“维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发动护法运动、讨伐北京段祺瑞政府。在孙中山看来，“国会系代表全国人民，今召集于此，即系为免分裂起见。但分裂果为佳事者，如病者之解腕，亦当为之……然分裂终是不得以之举，人民固甚厌乱，然恶政府之造乱无穷。今共和派人为自由及良政府之故，举兵与帝制派人争，骚乱不过一时”。1917年年底至1918年春，北伐各军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后由于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阻挠与破坏，北伐最终归于失败。孙中山从中深切地体会到：“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时表示：“军阀专权，道德坠地，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文既为致力于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除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随后组织北伐，以谋国家统一。他在广州宴请北伐军将领时指出，要使中国国民人人皆得安全，“即当于桂平之后，再做一番功夫，以统一中国。中国既统一，则四万万同胞可以得享真正之安宁幸福”，“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现两粤人民虽得自由幸福之乐，然我国尚有多数同胞，犹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此次出兵，实天与人归，粤军前既自信北兵易打，桂贼难平；则此次北伐西征容易，可断然矣”。1921年10月，孙中山向国会提出北伐方案，认为两粤已定，欲乘时出师北伐，以竟戡乱全功。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并先后亲自到桂林、梧州、韶关等地督师北伐，但后因陈炯明等的反叛，北伐因此再次失败，孙中山离粤往香港转赴上海。

　　1924年9月3日，江浙军阀战争爆发。孙中山立即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北伐。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孙中山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维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之帝国主义……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国家。”显然，这次北伐，孙中山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和行动计划，包括战前动员和出师路线，以及外交策略等，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他还亲自到北伐前线督战，可见其以北伐结束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决心和信心。

　　也许是天从民意，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伐出兵不久，就传来北方政局突变的喜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集军事政治会议，决议组建国民革命军，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中山出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民生福祉诸多振兴中华方面的考虑，立即同意北上共商国是，以求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对内推倒军阀统治，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使国家真正统一，中华民族真正得以振兴。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再三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并相信“今日之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亡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此时乃能告厥成功”。“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由此可见，无论是北上还是北伐，也无论是以和平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方式，都仅仅是孙中山在谋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生幸福与社会和平安定的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本质上和动机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而已。何时采用和平的手段，何时使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既要看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当时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又要符合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经验和智慧、原则和要求，以及能力和实力。从孙中山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北上和四次北伐的经历来看，凡是“北上”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出场的，采取的也是和平、友好、协商的方式；而凡是“北伐”则都是以斗争的方式发声的，采取的是武力、敌对和战争的方式。而且采用这两种方式的逻辑也往往是先礼后兵，施之以礼，求之以和，在和平不得的情况下才动之以武。可以说，借用武力或通过战争来谋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民生幸福和中华振兴，并非孙中山的初衷，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但却合乎革命行动的逻辑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诚如史扶邻所言：“我称孙中山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字眼的，意味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做的残酷无情的角色。换言之，孙中山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当谈到一个现身革命并实际上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和军事征讨的人物时，上述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孙中山不愿采用暴力手段达其目标的别的方法，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此外，“孙中山所作的许多妥协，是内外环境使然”。

　　总之，无论是北上还是北伐，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孙中山的策略多变，而应清楚地看到孙中山的国家统一的思想立场始终坚定不移。北上和谈或北伐战争，都是寻求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不同方略，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永远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他永远乐意接受挑战，但内心却总是充满谦逊和仁慈，这才是我们从北上与北伐的多次交替中所能了解到的一个真实的孙中山。如果我们相信史扶邻所说的“孙中山是个不平凡的革命领袖，富有人道的价值观念，而此往往与其领导作风相联系”这个论断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孙中山国家统一的方略，既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又真实地体现了孙中山的个性。

　　三、南方与北方：孙中山的地缘政治意识

　　南方和北方，在一些地域不太辽阔的国家和地区，于文化和自然生态上也许不会有明显的差别，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南北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文化生态等方面都有着较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在人们的心理上和认知上的反差就特别明显。

　　林语堂曾感慨地说：“南方和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组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伸出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因此，林语堂坚信：“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他甚至认为：“今天出了蒋台不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长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多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林语堂对南北中国人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和充满文化想象的色彩，但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孙中山对南北差异的认识虽然没有林语堂那样具体全面，更没有林语堂那样富于想象，但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不同，还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早在1905年，他在回答程潜如何选择革命基地的问题时，就明确地表示：“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法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缘，只因其地缘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便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谈到中国的统一大半是从北而南，绝少是从南而北的历史现象时，孙中山认为：“这大半由于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难，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恋着不愿走，北人也就愿意向南方进行。南人则适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不过北方统一南方容易，物质上的原因，还不及心理上的原因成分多。因为有这点物质上的原因，南人便很少敢向北方去，去的越少，越觉得南人打不到北方。其实，就最近洪杨时代，他们的兵也曾到过天津……谁说南人绝对到不了北方呢?这无非是心理作用罢了！”这里不难看出，孙中山不仅对南北差别以及南人北人在国家统一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不同作用均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对南方充满热爱，对北方满心疑惑，甚至相信在文明进步和革命精神等方面，南人优于北人。故他常说：“革命事业，非粤无由策源。”

　　在国家统一的方略上，孙中山始终主张只有南北疆域一统，才是真正的国家统一；只有南北文化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全国一统，表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意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南方不但物质财富充裕，而且人们思想开通，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作为统一全国的基地，然后由南方向北方推进。早期孙中山在与新加坡的官员谈话时曾明确地表示：“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首先，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我们的行动不会引起大乱，而没有这个行动中国将无改造之道。”在给日本友人犬养毅的信中，孙中山再次表示：“清朝虽颓，犹俨然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广州即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之物也。”1912年4月在《通告粤中父老昆弟书》中，孙中山表示：“鄙人抱三民主义，此次辞职归来，实有无穷之希望于吾粤。思以我粤为一模范省，诚以我粤之地位之财力，与夫商情之洽固，民智之开通，使移其嚣张躁妄之陋习，好勇斗狠之浇风，萃其心思才力于一途，以振兴实业，谋国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凡我同志务宜万众一心，维持粤局，即所以保安全局，使他日民国史上，我粤得大光荣。”这种试图把广东作为他的三民主义的试验基地的意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一直很强烈。因为如其所言：“他处形势虽好，接济虽便，而心不能舍广东者，乃因吾人所在之地也。”

　　但是，在孙中山的国家地理观念中，南方广东毕竟不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要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从南方进到北方，从国家地理边缘走向国家政治中心，这样既可以贏得全国上下的认可，又可以在国家政权的建立上获得合法性和正统地位。因此，无论是为了和平而北上，还是为了统一而北伐，孙中山始终没有想到在广东和南方扎根下去，而是一心向往北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重心区域和政治权利的中心地带。虽然南方相对开明，而北方相对保守，但孙中山相信，事实并非绝对如此，且南北融合，取长补短，还是可以促使人们观念更新和思想进步的。在他的心中，只有南方与北方在地理空间上融合为一个整体，在政治思想上达成共识，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一致，民族国家才能统一，中华民族才能形成大一统。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在天津发表演说时就指出：“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如果说，南方北方孰优孰劣谁长谁短的讨论，仅仅出于文化的偏见，那么孙中山一直不间断地在北上北伐之间行走，则表明孙中山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和中心意识。虽然孙中山在制定革命方略和国家统一计划时，往往以广东为基地，但他并没有偏安一隅、独霸一方的动机，而始终立足广东，放眼全国，胸怀天下，情牵世界。其先后四次北上和四次北伐，既有主动地表达政见和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意愿，也有被动地应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不管其方式方法如何，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在和平和战争中寻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一统。孙中山内心向往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和民族一统，但必须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南北互动，融合一体。

　　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既是孙中山完成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方略，又是孙中山从地域边缘走向国家地理中心，从政治的逆流”转向政治的“主导”，从社会的底层走向政权顶端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尝试和争取。他这样不懈努力的结果，有的已有亲身的体验，但更多的是半途而废的失败。尽管如此，北上和北伐毕竟是孙中山以和平的方法或以战争的手段，谋取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方法和策略。这些看似简单而又多变的方式方法，实则十分复杂而又难以推进，不能以表面的成败而论是非曲直。事实上，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不仅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宣传和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使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和他的思想主张始终成为时代的焦点和舆论的中心。尽管孙中山的北上和北伐的背后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和目的，但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和振兴中华的口号去动员海内外进步的爱国的或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一切力量，实现其推翻专制、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消灭地方割据和民族分裂的革命理想，在当时显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和有效策略。正是这种思想先行、舆论引导，目标导向、策略灵活的北上和北伐，使本来处于弱势和边缘地带的孙中山及其政党，在民国初年逐渐赢得民心，获得国际国内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或左右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