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日益突现出来，为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旨在推进省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并将产业扩散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政策工具之一。在政策制订和实施前首先必须明确产业扩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并在对产业扩散机理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有效性。产业扩散是指各部门产出在空间分布上的相对变化，根源于产业空间转移或各区域内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可见，产业扩散既包括了产业从一个区域向另一区域的转移，又包含了区域内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事实。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发展上关联互动和正向促进、各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且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赵祥（2010）认为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之前产业集聚会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在此临界点之后产业集聚会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从而不存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冲突。但是覃成林（2012）的研究表明：珠三角、粤西、粤东和粤北之间的区域经济差距从2005年开始趋于缩小，那么按照赵祥的研究结论是否意味着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无效？

　　纵观国内产业扩散理论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国内产业扩散时都存在一个明显误区：将国际产业扩散理论照搬于国内产业扩散研究，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即国内外市场发育程度相差甚远；国内外劳动力流动机制存在很大区别；国内外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不相同。本文在对产业扩散机理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进行分析。

　　二、产业扩散机理溯源

　　亚当﹒斯密（Smith）在其名著《国富论》中率先提出了基于技术绝对优势的绝对优势比较理论；大卫﹒李嘉图(Ricardo)在亚当﹒斯密技术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进一步对技术比较优势理论框架进行了完善，并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要素禀赋优势比较理论，从而奠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学术界的地位。比较优势理论不仅为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分析范式，也为国际产业扩散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之后，无论是Akamatsu 和Lewis，还是Vernon和 Kojima的国际产业扩散理论都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可见，传统产业扩散理论认为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完全取决于外生的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而且上述理论都建立在生产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前提下，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度的不断提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生产要素流动都日益增强着，因此，在分析国内区域经济扩散时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的国际产业扩散理论。为了研究国内产业扩散理论，国内学者们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梯度转移理论，石东平、夏华龙（1998）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国内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技术高低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梯度差异，产业发展会先在梯度高的地区得到发展，再向梯度低的地区扩散。但是增长极理论认为梯度低的区域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吸引高梯度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认为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地区的有力工具。

　　在对发达国家产业扩散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包括生命周期理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理论等众多产业扩散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创新、发展、成熟（标准化生产）和衰退四个阶段，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各地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这种由产品生命周期而引致的动态的区位转移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产业扩散理论的进一步研究。Lewis(1977)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一方面人口增长率极其缓慢，另一方面，工业发展迅速，因此，发达国家不得不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小岛清（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产业扩散时，中心区应该将已经处于或即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比较优势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边缘区域。牛丸元（1999）利用H-O-S模型进一步发展了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关产业的扩散。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无法解释日益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的产业扩散动机。陈建军（2005）对长三角的研究表明：似乎看不出长三角内“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产业扩散现象。

　　传统经济学研究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忽略贸易成本的假设条件下。新经济地理学借鉴D-S分析框架摆脱了“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局限，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条件下，以贸易自由度为突破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产业扩散理论。与传统产业扩散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即使在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对称的两个区域，由于市场规模、物价差和拥挤效应也可以导致产业扩散。在同等条件下制造业企业在选择区位时偏好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区域，以便在充分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降低销售环节的运输费用和贸易成本，并将之称为市场接近效应（本地市场效应）；而制造业企业多的地区，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商品数量和种类自然会少，从而降低了转嫁给消费者的输入外地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贸易成本，并将之称为生活成本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以上两种效应为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同时，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加深，中心区域制造业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导致制造业企业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产业了一种分散力，并将这种分散力称之为市场拥挤效应（本地竞争效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市场拥挤效应仅仅指因为企业间市场竞争而导致的相互不利于对方的影响，与传统意义上负外部性的城市拥挤效应完全不同。以上三种效应的强弱都与贸易自由度的大小高度相关，因此，贸易自由度变化是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产业扩散的重要参数。与比较优势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不考虑区域之间天生的差异，如生产要素、气候特征、地表的崎岖不平程度、天然的运输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克罗农（Cronon，1991）称这些天生差异为第一天性。第一天性是相对第二天性而言，第二天性是指人类活动改变第一天性后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差异来源于克罗农的第二天性，并相信至少在欧盟这种相对同质的区域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可以在商品交换的各种关联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市场运行中找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产业扩散的空间演化过程可以用钟状曲线来描述：随着商品和人口转移成本的不断下降，从空间角度看市场进一步一体化了，因此，经济活动开始集聚到少数几个大区域，同时随着市场拥挤效应的不断突现，经济活动将大量向周围地区扩散。必须注意的是劳动力流动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由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远远大于欧盟，所以这两个区域的产业扩散结果相差甚远。

　　三、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分析

　　近年来，广东制订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其中主要包括《广东省东西两翼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意见（2005-2010）》（2005年）、《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促进粤西地区振兴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和《关于促进粤北地区跨越式发展意见》（2010年）。特别是2008年，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对推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促进珠三角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

　　产业扩散是广东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政策工具，为此出台了《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动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2005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已与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合作建设了20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区。产业扩散源于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对产业扩散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目前，广东促进产业扩散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政策优惠、对落后地区进行补贴、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投资等。下文将对广东促进产业扩散的政策工具进行具体分析。

　　1、政策优惠

　　不可否认，各区域优惠政策差异的确对企业进入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不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方面，在现行的分权竞争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常常陷入囚徒困境而导致各地区优惠政策的趋同，从而导致政策无效，另一方面，拟进入企业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使这种趋同性的政策竞争成为一种竞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这样，进入企业的数量就会比预期的要少得多。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在政策优惠上的相互攀比对企业进入的绩效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所以，区域间的优惠政策不能成为促进广东产业扩散的持续性动力。

　　2、对落后地区进行补贴

　　广东对粤东、粤西和粤北进行补贴会直接降低区域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对经济落后地区人为地创造的市场规模会导致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扩散，从而降低了研发部门的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

　　Dupont和Martin（2006）的研究表明对落后地区补贴方式不同其政策实施效果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总量投资进行补贴，表面看可以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此政策会同时提高两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这将加剧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拥有更多的资本，最终将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珠三角对粤东、粤西和粤北某些落后地区实行补贴的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会起到事与愿违的作用。与对企业投资的补贴不同，直接对劳动者进行补贴会直接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Dupont 和Martin（2006）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和欧盟对落后地区实行了同样的扶贫政策，但由于美国劳动力流动性远大于欧盟，所以在得到同样政策效果的情况下，美国比欧盟的扶贫力度要小得多。所以，广东应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通过文教卫生等途径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以促进区域间劳动力的流动性，对粤东、粤西和粤北某些落后地区实行的补贴政策时，不应该对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和压低地价等方式，而应该直接对劳动者进行补贴或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与医疗事业发展。

　　3、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了区域间商品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和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Baldwin 和Forslid（2000）的研究表明，促进商品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促进产业集聚，在劳动力区际流动存在摩擦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区域间资本劳动比扩大区域间收入差距，而促进思想交流或增长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将推动产业扩散。近年来广东城际轻轨的蓬勃发展不仅仅直接扩大了政府购买和广东的内需，更重要的是主要服务于客运的城际轻轨大大缩小了居民之间的空间距离，特别是加速了城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和思想交流，促进了广东的研发活动和知识溢出程度，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4、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在分权竞争体制下，广东各区域都大力改善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本地经济增长，这意味着珠三角产业份额随着边缘区域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而下降，原因在于边缘区域生产的商品以及在边缘区域消费的商品的交易成本下降，进而提高了有效需求和支出规模，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由于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边缘区域将吸引更多的厂商进驻，因而中心区域的产业份额下降，同时因为更多的厂商进入边缘区域降低了边缘区域的价格指数。由于从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转移的仅仅是制造业厂商，而其资本创新中心仍然在中心区域，而且由于资本所有者不能流动，从中心区域迁移到边缘区域的企业的资本所得必然返回到中心区域消费，因此，中心区域企业向边缘区域的迁移提高了中心区域的创新成本降低了其创新增长率，同时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支出水平差异，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水平扩大。

　　中心区域厂商向边缘区域迁移导致了中心区域制造业较低的地理集中度和较低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从而使得垄断利润增加，这将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相对收益差异。因此，区域经济政策不仅要面对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同时也要面对降低空间不平衡与个体不平衡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当存在拥挤效应时，改善广东落后地区和珠三角之间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将经济从经济增长率高、产业集中度低和收入差异小的均衡推向经济增长率低、产业集中度高和收入差异大的均衡。更进一步说，把握市场失灵的原因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改善区域间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因为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这说明那些促进技术扩散并降低拥挤成本效应的政策才是最优政策，即使是实施促进有形商品贸易的公共基础设施政策也应该是先提高区内贸易自由度，然后才是提高区际贸易自由度，先提高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度，然后才是提高作为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度。

　　5、研发补贴政策

　　广东各级政府对研发活动进行补贴将刺激企业创新，加速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加快资本贬值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从而既可以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又可以解决“动态效率”与“空间平等”之间的冲突。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生命周期。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对企业征收高税收，以避免企业成为“土豪”过上小富则安的日子，另一方面对创新企业实行大规模的研发补贴，以激发企业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日本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这一成功经验值得广东借鉴。

　　6、增长极政策

　　产业扩散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在珠三角产业扩散的前提下，何以保证产业向粤东、粤西和粤北扩散而不是向东南亚等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扩散，这就决定了广东政府在珠三角产业扩散中制订并实施有关政府的必要性。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但是，Schmenmer Goger（1982）的研究结论表明，即使在市场完善的国家产业扩散也不会自发实现，它需要政府的政策激励，并在政府激励下打造经济落后地区的增长极。张可云（1997）认为区域梯度差异仅仅是产业扩散的必要条件，仅仅依靠市场力量不一定能有效地促进集聚圈内的产业扩散。事实上，广东政府通过保证了进入企业的利润和资金安全，减少了企业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才有效地对港澳台产业扩散实行了有效承接。珠三角向粤东、粤西和粤北的产业扩散涉及到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多重博弈，这比国际产业扩散中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要复杂得多。产业扩散实际上是企业寻找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珠三角产业可能走出去，而不必然向粤东、粤西和粤北扩散。因此，培育对欠发达地区主的增长极是促进广东产业有序扩散的有效途径。

　　四、结论及相关政策含义

　　学术界对国际产业扩散机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但对广东产业扩散机理的研究却相当少，而且对广东产业扩散的研究也大多沿袭着国际产业扩散的思想。显然，国内与国际产业扩散机理并不完全相同。当劳动力跨国流动受到严格的移民政策限制时，国内外劳动力工资差是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扩散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内不存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移民政策，相反，国内不仅仅商品货物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劳动力流动也相当普遍。劳动力流动推动的广东各区域之间的地价差成为广东产业扩散的主要原因，所以，广东产业扩散的发动机在于珠三角率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腾笼换鸟”的方式促进珠三角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产业链各环节附加值各不相同，对地价承受能力也不相同，所以产业链的低附加值部分最先从珠三角向外扩散。同时，由于产业扩散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所以产业扩散的方向必然更指向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同时，因为广东产业扩散过程中有既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也存在着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其复杂程度远高于国际产业扩散，因此，政府必然充当着引导广东产业扩散的主体，有序地引导珠三角产业向粤东、粤西和粤北扩散。但是，政府在引导产业扩散、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产业扩散基本规律。

　　大力发展广东城际轻轨工程，促进劳动力之间的交流机会和知识技术溢出水平，即使是实施促进有形商品贸易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也应该先提高区内贸易自由度，然后提高区际贸易自由度，先提高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自由度，然后提高作为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贸易自由度。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狠抓环保和食品药品安全，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改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推动城际地价差梯度，充分发挥地价差在产业扩散中的市场力量。因为国内人口红利不断萎缩，物质资本受边际收益递减影响，而技术进步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创新企业的研发补贴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技术水平，提高其对产业扩散的“拉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从而增强了珠三角对产业扩散的“推力”。受地价差梯度的影响，珠三角产业扩散已成为事实，但如何保证产业扩散地是广东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而不是国内其他区域或国外？增长极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粤东、粤西和粤北在政府推动下建立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不仅可以引导珠三角企业的扩散方向，也能吸引国外产业的进入，从而缩小广东区域经济差异。 对粤东、粤西和粤北进行政府补贴时，应该将对“物”补贴调整为对“人”的补贴，大力推动落后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医疗事业，深化人力资本，并不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