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50年前诞生于南海之滨、毗邻港澳的香山县翠亨村。他虽为农家之子，却胸怀爱国济世救民之情，少年立志，终身笃行，“一生事业，为国计、为国体、为国权，历多少险阻艰难，未渝其志；举世行藏，无私仇、无私财、无私见，论古今英雄豪杰，莫与之京。”就象人们在挽联中所说的那样，孙中山“阅四十载革命元勋，谋平等，求自由，历美游欧行踪殆遍，虽则非难众起，心愈坚贞，当年颠沛流离，生死不渝其志；受第一任临时总统，建共和，翻专制，成功解职夙愿已偿，讵图政变迭兴，事多反复，今日英雄徂谢，殷誉悉听诸人。”在海内外一些纪念孙中山的文字里，人们除了高度颂扬孙中山推翻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丰功伟绩外，更多的是敬佩和认同他的思想、主义、精神和品格。

　　一、中山精神的提出和认同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九十余年里，虽然也有人对他的思想主张、处事风格和历史作用等仍然持有异议，但大家对他的精神品格则几乎是异口同声的称赞。许多人相信其“精神不死，浩气长存”，强调其“不自谋，不私怨，不任术、不好名、不苟同、不附欲、不巧不伐、不屈不挠，不以退为进，毕生勋烈，只是光明真实做来，论四十年革命艰难，到底成功在此；有主义，有方略，有新思，有远识、有魄力、有精神、有义有情、有勇有信、有杀身成仁、盖世模范，纯从学历志行流出，系亿万众民忧乐，那堪继起无人？”一些外国的媒体也认为孙中山“革命的精神，感化力甚强，氏一生全为革命牺牲。氏不仅为一思想家、亦一学者，同时又为实行家。”印度革命党人更强调孙中山是一位“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蔡元培也在纪念孙中山的大会上再一次指出：“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所以核实讲起来，我们所信仰所敬爱的，不是孙先生的体魄，而是孙先生的精神。”但是，对于什么是孙中山的精神，历来就有不大相同的理解，也有不一样的认识和不一致的表述。1925年4月出版的《醒狮周报》认为，孙中山富有三种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不过，在近代中国的动荡和变革时期，人们普遍看重的还是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如谭平山等就称赞其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鲁迅更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一直强调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苛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一再被国共两党所倡导和弘扬。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指出：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一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显然，毛泽东强调的也是孙中山的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始终一贯的革命精神。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倡导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从破坏进入建设时期，尽管人们仍然肯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但社会发展更需要的是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的大会上就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泽民同志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进一步强调：“孙中山先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弘扬。”“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和暂时失败，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正是他革命一生的写照。今天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这种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包括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因而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在人类即将迈入新世纪的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尤其需要认真学习和大力提倡孙中山先生这种与时俱进的可贵精神。”胡锦涛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上，又再次指出：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革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个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尤其是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并进一步要求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学习孙中山先生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

　　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先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第一推手，虽然离开我们已90多年，但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依然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从他逝世后人们普遍称赞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到中国共产党人一再推崇的愈挫愈奋、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孙中山的精神气质不断地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认同。从早期人们强调的“中山思想”、“中山学说”和“中山主义”，到后来所说的“孙中山的精神”和“孙先生的精神”，中山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得到了凝炼和升华。人们普遍认为爱国爱民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和博爱精神，是孙中山精神品格的核心内容。但这些仍然不是对孙中山精神的总结提炼和完整概括，仍然缺乏对“中山精神”独特性和唯一性的理论分析。

　　本人曾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对中山精神进行了初步的诠释和探讨，但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入。在梳理近百年来人们对孙中山精神品格的理解和评述基础上，本人进一步认为“中山精神”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勇于担当的猛士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严于律己的公仆精神、救世济民的博爱精神、融汇中外的治学精神。

　　二、中山精神的解读与弘扬

　　孙中山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人物，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其精神品格都受到世人的尊敬和颂扬。一位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外国观察家曾认为：“使孙中山赢得名誉声望并在年轻的岁月把自己载入史册的原因，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个人的力量，高尚的品德，在一切时代和环境中标志着举世知名人物的伟大素质。”而“个人的力量”，“高尚的品德”和“伟大素质”，都集中体现在孙中山的精神品格即“中山精神”之上。可以说，“中山精神”就是我们了解孙中山、学习孙中山和弘扬孙中山的关键所在。

　　中山精神表现之一：勇于担当的猛士精神。

　　鲁迅先生曾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确，猛士在生死面前是没有犹豫的，在鲜血面前也是决不回头的，在艰难险阻面前更是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

　　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猛士，在国运势危、民生日蹙的内忧外患情形下，敢于冒着杀头甚至毁家灭族的危险，率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

　　本来，孙中山有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以凭此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毅然将自己的安危富贵置之度外，公开向清政府专制统治挑战，表现出勇于担当的猛士精神。正如《醒狮周报》所言：“我国人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历数千年，久已养成服从性质，绝少革命精神，是以满清以胡人入关，竟得宰制我华夏二百余年……士大夫诵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甘为君主之奴隶。苟非中山先生出而倡导革命，恐吾人至今犹为满清皇室之民，无复有自由平等之可言。抑中山非徒革满清之命也，凡恃强权而不顾公理者，只能屈服他人，而不能屈服中山。盖其革命精神得自先天，姜桂之性，老而弥辣，造成民国，盖非偶然，其不屈不挠之精神，洵足廉顽立懦矣。” “综中山一生，未尝有暇逸之日，清末革命之时，犹可谓为势所逼。民国成立以后，巍然为国元勋，苟中山不再革命，夫谁得而迫之。而中山虽处无权之地，未尝耽于安逸，无时不在计划革命，以期实现其理想。”而且在经历了三番五次的挫折之后，孙中山仍然自觉地扮演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拓者的角色，不仅在《建国方略》里系统地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而且重新阐述三民主义，为国共首次合作，推进国民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其一切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勇于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猛士精神，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说他“挺身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山精神表现之二：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在谈到自己的革命活动经历时，曾感慨地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甚所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辛亥革命前，先后发动了广州、惠州三洲田、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廉州防城、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河口、广州新军和“三·二九”等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可谓屡败屡战、从不气馁；辛亥革命后，又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坚决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民主法制，确保民生幸福，敢于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可谓愈挫愈奋，从不放弃。一生失败多于胜利，挫折多于成功，但他一直负重前行，乐观自信。他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 

　　为了造成独立自由的国家，保护国家及民众的利益，孙中山先生虽屡遭挫折，但从不退缩，从不放弃，始终坚信只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事实上，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和暂时失败，都未能动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1925年12月孙中山到达天津时，段祺瑞政府派了叶恭绰、许世英二人为代表到天津迎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他们时，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国信”、召开“善后会议”后，极为愤慨，对着两个代表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并表示“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革命了！”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乐观自信的革命精神，也得到了国共两党人士的高度认同。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分沉痛地表示：“我们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这真是“我们极大的损失”。对孙中山的言行曾颇有异议的章太炎也不得不说“（孙）先生做事，抱奋斗精神，艰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吴玉章曾颇为感慨地说：“中山先生那种忍辱负重、坚持革命的精神，使他在屡次革命失败时不灰心、不气馁。相反地，常常引古话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作为教训，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追随孙中山的张难先也表示：“首先令我最难忘的是孙中山一生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热烈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研究孙中山的外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面对如此频繁的挫折和沮丧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只能设想：他是被一种持久不衰的信心所支持着的！这里既包括孙中山对他的事业的信心，也包括他本人的自信。他为他的中国之梦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就是他的同胞尊敬他的原因。”

　　中山精神表现之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有人在《醒狮周报》上撰文谈到孙中山的创新精神时说：“国人安常蹈故，重实际而轻理想，久已驰名于世界。故凡有创为新说者，往往以无先例而见异于社会。昔王安石变法，明明为一种改革，而亦托名复古。王阳明讲学，明明参杂佛教禅宗，而偏自倡为儒家正统。何则，社会心理趋于守旧，不能怀藉古以自重也。”而且“中山先生倡革命于独夫专制之朝，随时有灭门赤族之祸，当时清廷悬赏购中山头，价数十万……尤在民国以前组织同盟会之时，不主君主而独倡共和，毅然打破数千年家天下之陋习，此虽由中山之明了世界大势，不愧先知先觉；而亦足见其淡于权力思想，富有牺牲精神。”

　　其实，孙中山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又何止于思想学说等方面的大胆假设、推陈出新，就是在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同样注重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设计，巧妙安排，既突破了前人的条条框框，又独具匠心地闯出一条新路。其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创新，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二是制度创新，创建了民主共和制度，以民主共和代替君主专制，建立以五权宪法为基本架构的共和政体，将“三权分立”发展为“五权分立”学说，提倡“权能分离”的思想，形成了“训政时期”的基本构想；三是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文化融合和教育观两个方面，尤以“知难行易”哲学思想颇具创新意味。因此，陈天华说孙中山“为君所言，骤听似为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孙君则言之而后行，此其所以异也。况孙君于十余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见及此而实行之，得不谓为间世之豪杰乎！夫豪杰之见地，亦惟先于常人一着耳！”

　　中山精神表现之四：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孙中山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所谓“顺应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孙中山看来，就是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成为时代风潮的引领者，社会进步的赶路人。孙中山先生一直不断地学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日日趋新。其一生最大的嗜好是“革命”与“读书”。他常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他认为革命党就好比为一个国家的医生，医生没有知识，怎能为国家治病，多次告诫革命党人，读书贵在有恒，知识积累越多，就越能服务于革命和建设，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他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人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他一生从不停止探索的步伐，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张，从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和进步学说，总是审时度势，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凡是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人，都晓得读书几乎是他空闲时的一大嗜好。他一生最为同志称道的，是每当革命遭受失败时，别人或是沮丧叹气，或是乞灵于诗词小说，或是放纵于娱乐，而孙中山则取专门巨著而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无沮丧悲观的形象。“三民主义”的笔记者黄昌谷就说：“孙中山一生的生活，无论是在做事，或是休息，每次除了饮食做事之外，总是手不释卷。”

　　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还是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早期，他想借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的官僚来改良乡政和建设国家，但在《上李鸿章书》得不到回应后，便很快转向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来，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和西方民主政治得失的启发，以“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作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力主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欧洲强国之本”和“治国之规”，学习西方“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兴物利民”、“地尽其利”以及“恤商”、“保商”、“兴农务”等方面的经验，在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中，寻觅“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而又停滞不前的中华文明重获新生，使落后挨打的中国“格外振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又积极筹划和参与民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到处演讲，宣传实业救国，主张修铁路、改善民生，构筑了《建国方略》，提出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把中国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孙中山这种不盲从、不保守、不自满，与时俱进，甚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以一种开放主义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自我更新，又不断推陈出新，是一位真正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

　　中山精神表现之五：严于律己的公仆精神。

　　孙中山还十分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来表达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与权力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对于如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认为应有世界眼光，开放心态，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尤其是以“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目的的革命党人，更应该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并一再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党不要钱，要钱的不是革命党”，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在孙中山看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就顶好的人格。他相信，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必然进步。

　　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并强调：“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应当让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有“政权”可以充分管理国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国家事务的“治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这样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众人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是孙中山民主民权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体表现。

　　最为难得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除个人廉洁自律，始终“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外，孙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既不结党营私，又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1912年2月，广东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粤督任重”，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与政治”，“决非所宜”。1922年，孙中山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有人不同意，因为此人曾向袁世凯检举过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释说：“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

　　熊希龄就认为：“孙先生力行革命四十余年毫不懈怠，故能使全国人士，一致钦佩，足见其公道自在人心。孙先生做过大总统，仅留数箱破书与宋夫人，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为人所能及。”一位外国学者甚至指出：“孙中山不是超人或圣人，但是他展现了一个正真廉洁的形象，就像甘地一样，这对第三世界领袖来说是独特的，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筹款上，但是他从未将资金转作私人用途。他终生都为了政治奋斗，没有使他自己或家人因此而变得富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山精神表现之六：济世救民的博爱精神。

　　孙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县翠亨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如同旧中国农村中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幼就参加劳动。“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受苦的农民大众始终抱有真挚的同情。他后来多次对宋庆龄说，从小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也正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使孙中山从对农民的同情出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农民大众困苦生活状况的意愿和振兴中华的思想。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为父母和乡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和痛苦。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但在家乡，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五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美丽和贫困，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线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一切都依旧令人窒息。有感于此，孙中山在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国学、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一些改良乡政的活动，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后来甚至致书乡贤郑藻如，希望这位退休的洋务官员在家乡带头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然后在各地推广。他相信农业、禁烟、教育三件事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早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就说，他主张推翻清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贫困、国家积弱的祸根。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动机，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机，振兴中华。

　　在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始终以救国救世救民为己任，“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顷”，而且特别关注被压迫民族人口占大多数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直接支持援助菲律宾、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运动，并注意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解放斗争。他这种在国际上支持同情中国民族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外国朋友，在国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做法，恰恰就是一种救世济民、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

　　中山精神表现之七：融通中外的治学精神。

　　孙中山是一位矢志不移、奋不顾身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融中西文化于一体，孜孜不倦、博学深思的学问家。

　　早在1896年11月，在《复翟里斯函》中，孙中山就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不过，孙中山读书学习，研究理论、撰写论著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经世致用”或“学以致用”，即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总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因此，他从不读无用之书，也不愿把时间花在一些无用的事情上。吴稚晖在谈到孙中山治学精神与方法时曾说：“总理于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可算无书不读。甚至《十三经》、《二十四史》，甚至《民约论》、《资本论》，只要有关政术治道，有益民生国用的书，就马上把卷展玩，心就领、神就会。他不是希望精博，是出于自然。他是天生一个新主义的创造家。”孙中山自己也说：“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可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与那些死读书和“役于书”的人不同的是，孙中山不仅“役使着书，”而且思想认识始终与时俱进。在对待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和中国经验上，一是不照搬，而是在博取兼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进行中外古今的比较审视，然后作出取舍；二是不固着，而是按需要进行新的解释，赋予与前有异的新涵义。其政治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革命实践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改组国民党，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就是孙中山博学慎思、融通中外、与时俱进、审时度势的历史佐证。

　　总之，正如学者所言：孙中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选择了革命作为救国的手段，而他的革命并不着重暴力和持续的斗争，而是针对中国的特殊需要，突出教育和经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他的思想建立在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理念和实践的效果之上。他的理想不止于对症下药地挽救中国，而牵涉到以博爱、大同、仁道思想建构一种活性社会的普化的方略。正因如此，他不但得到中国人的尊重，更得到外国人的尊崇和赞美。可以说，孙中山是现代革命家中少数能贯通中西文化而创造独特思想的知识精英。比之康有为、梁启超、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他的智谋和爱心更为超越，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更为强烈，他对西方文明的优劣看得更透彻。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孙中山是少有的能够熟悉中西文化的实践家。

　　三、中山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上要求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学习孙中山先生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崇高风范”、“博大情怀”、“优秀品质”和“奋斗精神”，其实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品格，在这里主要就是指“中山精神”，即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勇于担当的猛士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严于律己的公仆精神、救世济民的博爱精神、融汇中外的治学精神。可以说，中山精神，不仅逐渐融入到现代中山人的血液里，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中国人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