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位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它的主体建筑是由孙中山亲手设计并主持建造，具有典型的带有外廊的殖民地建筑样式。它先后经过1885年、1892年、1913年三次改建和扩建才形成如今的形制。民国肇建后，香山县因是孙中山故乡而享誉海内外，并于1925年为纪念伟人而改名中山县，孙中山故居曾一度称作总理故居、国父故居，而翠亨村亦被称为总理故乡、国父故乡等。孙中山作为公众人物，其故居在其生前或逝后，由原来的私人生活空间转化为公共纪念场所，民众常为缅怀伟人、寻找他早年生活的痕迹与经历的承载空间，不辞劳苦慕名前来瞻仰，以示追忆与纪念。

　　游记古已有之，古代游记“从记录资料的来源来看，大多是旅行者对沿途所见所闻的记录”，游记属散文的一个门类，是地理与文学的结合体，“以描摹山水名胜、记叙游踪风情为内容的散文”。本文所谓游记是指民众访问孙中山故乡及故居所撰写的散文，以记述作者到此旅行、游览为基础的见闻、感受和感言。报道主要指通过报刊发表与孙中山故乡翠亨村及故居相关作品。笔者在整合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拟就此文，以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一、孙中山故居的“圣地化”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在翠亨村，当时全村居民约60余户，其父孙达成早年家境贫困，曾到澳门当鞋匠，后返乡租种田地以维持生计。孙家原来居住在村西南角一间约长二丈六尺、 宽一丈二尺的旧屋，该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房子的墙是由泥土、蚝壳和石灰筑成的”。1871年，孙中山长兄孙眉随同乡前往檀香山谋生，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1885年，孙眉汇款回乡，在孙家旧屋的右前方建造青砖平房一间（旧址即今孙中山故居孙眉房）；1892 年，孙眉再次汇款回乡，在1885年所建平房的基础上，往左加建两间，成横三开间，上面再加建一层，扩建成三开间两层的孙中山故居主楼。1913 年后，孙眉购得主楼之后陆辉禾祖空地，增辟后院，建造厨房、浴室、厕所及储藏室，并将前院旧屋拆掉，孙中山故居今貌基本形成。

　　1892年孙家新屋是由翠亨村附近下栅乡长福号建筑商承建，其“建筑工料单”详细记载了此次营建的情形。关于1892年孙中山故居主体建筑，一般认为是由孙中山设计并主持建造，这从民国时期的各种口述史料中可证实。 

　　1895年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经常回乡居住。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于1912年5月回到翠亨村，并在此小住三日。此后孙中山再未返乡，但仍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并时常资助家乡公益事业和贫穷亲友。

　　孙中山逝世后，其出生地广东省香山县（1925年改名“中山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是国民革命起源的圣地，被国民党列为重要的孙中山纪念地，经过陈列布置后，供国民瞻仰、缅怀与膜拜。

　　1925年4月，时任香山公会名誉会长吴铁城等以翠亨“系大元帅发祥之地”，联名呈请广东省政府在村里设立中山牌坊，保留故居，“以为河山生色”，获准。是月16日，广东省公署发布公告，宣布将翠亨村之孙中山故居永久保留，并建牌坊及公园。

　　国民党在空间政治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过程中，除设立孙中山系列纪念日，还在各地建设孙中山纪念地，以此塑造孙中山形象与符号，翠亨村作为孙中山的诞生地及少年时期的居住地，是“诞生革命思想”的载体，因此，国民党在纪念孙中山的系列活动中，逐渐将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圣地化”。

　　翠亨村民、中山县政府在这一“圣地化”的进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36年，翠亨民众以“翠亨为总理故乡，革命策源地，中外闻名，莫不钦仰，郑重注视”，“非有特设机关，不足以表示隆重”，为改进村中日渐衰落的景象，“依照自治条例”，设“翠亨模范乡”，“改良乡政，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楷模全县”。直到1946年11月，翠亨村民杨灿文、杨东等人以翠亨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之圣地”，为“追考革命之策源，发扬圣迹起见”，联名向县长张惠长呈文，请将翠亨乡改为模范乡。中山县临时参议会讨论通过该提案。不过，翠亨作为模范乡的政治地位并未得以实现。到了1947年，中山县政府以“翠亨村系总理故乡革命圣地，中外人士，常有前来瞻仰”，拟将翠亨规划为风景区。1948年，中山县长孙乾对“国父故居”甚为重视，着令建设科进行修理，将“翠亨村改为风景区”，并“广植花木，增设亭台楼阁及迎宾馆”等。

　　时人还将孙中山故乡翠亨村乃至中山县看作是“产生世界伟大人物的圣域”，“将翠亨马上庄严起来，令到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不到中国则已，如到中国，非到翠亨瞻仰国父故居，不算得到过南中国旅行；尤其是我国各省的同胞，不到广东则已，一到广东，必定要到过中山翠亨，瞻仰过国父故居，才算得不失为中国国民，比之游五岳名山大川还重要过”。甚至还将游览翠亨与“国父的人格感召”联系起来，翠亨的一草一木，都“足以助长人们服膺国父伟大的精神”。

　　对国民党领袖逝世后建立的崇拜，当以孙中山崇拜为最巅峰，不管是表现形态、传输渠道，还是民众互动、形象构建，都是空前而盛大的。孙中山故乡及故居的“圣地化”，是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与政治传播、民众认同等威权政治在国内渗透的一种表现形式，亦是孙中山形象构建及空间纪念地的“巅峰之作”。这对当时中山县来讲是非常自豪而荣耀之事，孙中山的“主义”与“精神”在全国得以传播，而他主持修建故居及在故乡的事迹广为流传，人们接踵而至，翠亨村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二、官方活动中的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对孙中山的系列纪念日宣传中，主要侧重向民众讲述孙中山的生平事略、革命事迹、人格精神以及纪念的意义。每到孙中山诞辰前后，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总是“伴随”着各地的纪念典礼出现在报纸上，“总理”故乡的意义被提升到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度，被认为是孙中山“民族思想根苗”的发生地，是他“倡导革命、反抗强权和主张正义上救国救民心理基础”形成的地方。

　　国民政府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常举办仪式，中央、地方党部皆举行纪念集会，往往要求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等派代表参加典礼。对此，其时的媒体常常揭橥报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36年、1938年的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日的典礼仪式上都作了报告。在1936年的诞辰纪念日集会上，他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即席报告谓：“我们国父诞生，实是最值得纪念之日。总理诞生地方翠亨村风景很美，知识开通亦早，总理在此种环境里，自幼即养成救国救民志愿及做大事的心理，此为使我们永远不能忘的。”在1938年集会报告中，林森除了指出翠亨村的自然风景优美、民俗敦厚，还强调翠亨村附近外国人常常停船的金星港，孙中山在此环境下认识到“外国人种种逞强和侵略压迫”，由此进一步强调他诞生的政治意义，激励国民“应该纪念、永远不忘的”。

　　1946年，驻外公使周景梅回国述职，他将回国途中见闻及在国内活动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申报》上，其中有一段提到他在故居参加是年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的场景：

　　“十二日那天，为国父诞辰纪念。余与张鹏一、张琛荣、李副领事等于八时三十分，雇自动车从澳门起程，九时半到了中山县的翠亨，把衣冠整肃了一下，去瞻仰国父的故居。那里风景极好，山光景色，十里青葱，地灵人杰，才能诞生国父那样的伟大人物，树千秋万代的楷模，为瀛寰人类的救主。那天，成千成万的学生与民众去瞻仰总理的故里，并且在故居的前面，举行了庄严的纪念仪式。”

　　上海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在1928年11月孙中山诞辰62周年时，曾发布“告民众书”，指出孙中山诞生“使这阴森欲绝、惨酷黑暗的世界上放出了无限光明，使满清淫威、帝国主义层层压迫之下奄奄垂死的中华民族长起了一线生机”，并以假设句论述其诞生的意义。1930年，上海在孙中山诞辰65周年纪念日仪式中，叙述了孙中山诞生于翠亨村后生平事实。

　　时任广州市党部委员的刘奋翘，在1930年5月出席完黄居素就任中山模范县长的仪式后，三十余人前往翠亨参观孙中山故居。他写到：“我们同到总理故乡的，不过卅余人，进总理故居室内时，竟挤拥不堪，几乎没有容足的余地。这个房子在外面看，好似很堂皇的新式房子，其实内部很狭小，仍是中国式的建筑，楼下有三间房子，中间是厅直通到栋，设有神龛奉祀总理的祖先，左边是一卧室，右边是厨房，楼上左右各一房，门前约有二丈余阔用士敏土筑的坪，把墙围住，前面有草场及树木，从前建筑这个房子大概不过三千多块钱仅够了。”

　　这些频繁出现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报告或宣传资料中的“翠亨村”，作为孙中山故居的代名词，转化成为纪念孙中山与孙中山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话语。孙中山诞辰纪念的广泛推广，促使民众对孙中山的纪念日形成深刻的社会记忆，而社会各阶层民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亲身经历纪念日的各种纪念活动与仪式，不自觉地纳入国民政府的纪念体系，对其生活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人们往往受孙中山思想的感召，自行前往翠亨瞻仰孙中山故居，藉此增强对孙中山少年史迹的感知和对其精神与主义的景仰。

　　此外，由于翠亨是“国父”的故乡，报刊上对它的报道与宣传常常带有崇敬之情，极力渲染翠亨村民风淳朴、与世隔绝的状态，所谓村中“习尚勤朴，鲜有入宦途；称士人者，苟为环境所限，安处村中，则虽天生人杰，亦将埋没于简单生活之下，而不知世界究作何状。”还有盛赞其地理位置优越与自然风光优美的话语，即“青林翠嶂间，隐然一村，名翠亨，孙总理之故乡”，“风景之佳，形势之胜”，“地灵人杰，诚非虚语”。甚至在澳门的介绍中也时有提及，谓澳门“属中山县境，离国父故乡翠亨村约三十哩”。

　　有的报纸在孙中山诞辰、逝世、奉安等重要纪念日刊登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的照片，并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除了反复加深民众对孙中山故乡与故居的社会记忆，还强调伟人与其诞生地的关联及其精神产生的源头。

　　《良友》画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特刊上，将孙中山生平与孙中山故居一起介绍给读者。在1929年孙中山奉安时，《良友》登载了奉安日孙中山故居的照片，并说明此屋图样系孙中山手绘。《远东》杂志在1939年刊载了孙中山故居、翠亨村外景、孙中山手植之槐树（即酸子树）二株、翠亨村风景以及翠亨村有公路可通（岐关车路有限公司翠亨站）等照片，配有中英文说明，最后提到“我们缅念到总理的一生事业，便立刻会想到他的故乡——中山县翠亨村。”1940年孙中山诞辰之际，《今日中国》曾有专版纪念，其中选取了“中山县翠亨村为国父诞生之地”、“一座有历史价值的房屋——国父故居”等照片，亦配中英文说明，还选取孙中山关于“治国平天下”的言论，提醒中国人要立志“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儿童知识》刊载一首歌颂孙中山的中日文小诗云：“中山先生十一月十二日，在广东中山县翠亨村诞生……就是小小的翠亨村，也是水秀山明……还有一株中山先生种的纪念树，已长得枝干苍劲”，并配孙中山故居及纪念树的绘图。《少年画报》在1941年刊载了翠亨村的外景及“总理”故居，以及故居内的中堂陈饰，可见故居客厅摆着长条案、八仙桌、公座椅等家具，隔扇屏风上悬挂着孙眉（孙中山长兄）、孙中山的照片，神龛下面一层摆放孙中山父母亲的画像，并在堂内陈设煤油灯等。

　　1946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中山县政府在翠亨村举行纪念会，《申报》记者跟随澳侨各界人士到翠亨参加是会。该记者看到县属各学校社团皆赶赴参加纪念典礼，“是日翠亨村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瞻仰总理故居”，“庆祝会在总理故居前旷地举行，由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长冯伯砺主持开会礼，会毕检阅童军。”1947年8月，为瞻仰国父故居，京沪记者团特“乘车赴港，经澳门转国父故乡中山县翠亨村。”

　　不管是党政报纸，还是一般期刊杂志，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纸媒，在对孙中山故乡及故居的宣传上，重点在宣扬孙中山伟大精神以及三民主义产生的渊源，强化孙中山诞生的政治含义。各地政府举行孙中山诞辰庆典以推广纪念仪式的活动中，在集会仪式上反复出现的“翠亨”等话语，经过纸媒的传播，逐渐进入到全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日常活动，形成特定的民国政治文化，影响着民众的空间想象与行为方式。因此，孙中山故居的“圣地化”，促进了国民政府对翠亨村及故居的社会普及宣传，加深了国民的印象，实现了孙中山故居的宣教功能。

　　三、民间视野中的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

　　1925年至1948年期间，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翠亨村及孙中山故居名扬中外。其时，从外地到翠亨村的交通并非便利，但从报纸报道、国民党官员游记的叙述中，慕名前来参观的民众不少，他们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来到翠亨村，就是怀着对孙中山的无比景仰，验证着教科书里对翠亨村以及孙中山童年事迹的美好描述、媒体对翠亨村、故居与孙中山崇高品格发生联系的报道，他们想亲自来看看，一睹伟人故乡的真容，实现瞻仰伟人故里的愿望。

　　大多数的游记显示，民众对孙中山故乡及故居充满各种想象的可能。

　　翠亨村民在请设翠亨模范乡中提到“中西游客，不辞舟车跋涉远道来游，意在饱餐湖山秀色……”，外地民众来到中山县，必须拜谒的地方非孙中山故乡莫属了。民众参观孙中山故乡与故居，有的是为工作需要特地驱车前来，有的是在属内民众陪同下参观，甚至中山县政府为招商引资，亦会组织侨商观光团到故居膜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位名叫晃培的老师，在他的同事（一陆姓学董）陪同下游历中山故居及故乡，时隔多年后写下回忆文章，文中忆述了参观缘由、过程以及诸多感想：

　　“翠坑（亨）是一个小村庄，淇澳对入过了小山，便是翠坑（亨）的所在。’……从山迳中走着，地是成了平面了，在小平原中，眼帘中陡然的射入了一座洋楼。……中山先生的姊姊坐在地下客厅的圆椅上说着，我们在客厅的方椅上坐着，彼此便对谈了一回。我不知怎样称呼才对，便跟了人喊她作伯母。她大约是六十多岁，额角的皱纹像烂了的丝瓜皮一般，带了十分忧郁的神色在看我。终于扶了拐杖引我们上楼去。那楼，除了壁上还挂了几张陈年的相片之外，什么似乎都没有了。她便指示给我们：‘这是阿文，这是阿眉，这是二嫂——中山先生原配卢夫人，这是……。’相片已微白了，看来就模糊，平日看过中山先生的像片，就有点失真。似乎还有一张中山先生少年时代的像片，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小帽，十足是一个村少年。现在我们在通行刊物中，所看见中山先生少年留影的像片，就是这一帧罢。

　　那位老伯母，似乎还懂得一点政治主张，她说：‘陈炯明真没阴功，害得广东人这样苦，他怎么要主张联省自治？阿文是被他气死咯，真是没阴功……’。她又似乎赞美孙眉，这位没名的革命者。”

　　1931年1月17日，白熊在《恭谒总理的故乡》一文中记述到：

　　“既到了中山港，我们不得不恭谒一下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孙总理的故乡。这是一般初次游中山港人们的普遍的心理罢？……

　　总理的旧居，就在这村口的第一家——寿屏街第一号。是三所三间一井的半欧式楼屋。当你要进门的时候，你就会见到精神饱满的负枪警士，要是你客气些问他一下：‘我们可以进去参观吗？’‘随便参观？’他会照样很客气回答你的。

　　一进门是一块五丈见方的空地，墙角上有多少花草，和一枝大木。踏进中堂，是一个完全广东旧家的厅堂，不高不大，比上海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的客堂，大上没有多少。堂上本来放祖宗神主的一个阁楼，放着总理的父母遗影，搁几上放着的是总理的遗像，上首还伴着那帮助总理革命的总理哥哥的照像。壁上悬了许多纪念的照像，其中最有意味的，是两张总理檀香山的故居照像，和一张合家欢的大照。

　　……这时有人会招呼用茶，也有人在旁向你一一解释，要是你想上楼，就有人引导你经过左首一间书房似的房间，便可上楼了。楼上是只有一个房间可以参观的，中间是没有楼的。右首的楼上楼下，大概是家人所住，所以不能参观了。楼前是一条长走廊，站在那里见两旁山脉的起伏，门外一丛林木……。”

　　一位名叫“萍”的记者到孙中山故居参观，她详细记录了故居的形制及陈设，“对此一代伟人，不觉肃然起敬”，还受到在此居住的孙妙茜的殷勤招待。孙妙茜“目御黑色眼镜，服粗布衫裤，脚小鹤步，要是以貌取人，那无论如何不信其与总理为同胞姊妹。”在游览完翠亨村后，所得整体印象“原来亦不过如此”，此非故意菲薄伟人诞生地，实则好处就在“不过如此”上。当她听到同行的导游先生对故居现状颇有微词，言语间时发牢骚，意“总理故居不应任其风吹雨剥，不加修葺”，“应琼楼玉宇、美轮美奂，才不辱总理身份，而屋外的耕地牧场，不改为一座大花园，尤损中外观瞻”，她感慨称：“其实既名故居，重在宝贵历史价值，此公并此不知，大概只得听他自己烦恼去罢。”

　　从游记中可看到故居里已作了基本的陈列布置，并罗列物品及孙中山相关照片，供众人观览，还规定了游览路线，配有专门的人员引导，且不论它是公立还是私立，它已为民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空间，更进一步说，它是建立在自由参观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

　　在一般民众的游记中，对翠亨及孙中山故居大多是赞美与崇拜的溢美之词。对于孙中山故居，当时的人们总是有诸多联想。马国亮《中山先生故乡巡礼》一文中，对故居门口的大榕树都加以礼赞，说“从他的照片里找出了和我们有关的历史”，对照故居的平凡和伟人的不凡，从而相信“一个人，只有他自己才能创造他自己”，并对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的形象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演绎，把跟孙中山相关的各种人物、景物与想象关联起来，充满了对伟人精神的景仰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游记中关于孙中山胞姐孙妙茜形象的描述，既有写实的白描，亦有夸张的演绎，但他们都指向同一个实体，即孙妙茜作为孙中山的家属对故居保护管理，同时她还是故居的“解说员”，承担着引导来宾参观并进行解说的向导作用。

　　国民党注重学生教育，学校课本中有专门介绍翠亨村的课文；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发行的《社会课本》用图画介绍翠亨村；而高年级课本则详述孙中山故居的整体状况，不仅如此，还在课文中渲染对孙中山故居的崇拜之情。在教学法中还特别强调教授课文的目的是“使儿童知道国父故居的景物，油然而生景仰国父的心理”。其他课本在叙述孙中山故事时，也都会提及翠亨村，称：“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在现在的中国——或者竟是世界——差不多已数一数二的名胜了。凡是到过广东的人，没有不想去瞻仰瞻仰的。”在普及课本中常有少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的轶事，如对海盗来村里抢劫而村民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思考；破坏旧俗，在北极殿毁坏神像；反对母亲为其家姐缠足等事，通过文字描述与图片说明向学生传递少年孙中山不但具有独立思考社会制度与法律问题的能力，还具有改造社会风俗的远大志向以及反抗与革命精神，将少年孙中山的理性思考与后来成为伟大革命家之间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并试图告诉学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为今后树立孙中山崇拜意识奠定基础。因此，故居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参观。

　　1933年，香港汉文中学学生专程前往瞻仰孙中山故居。面对故居感慨良多，写下诗篇《访翠亨孙中山故居》，表达对孙中山的纪念与军阀混战的愤恨：“盖自总理殁，国事日不前。北伐成功后，萁豆寻相煎。满蒙相继失，金瓯不复完。”可见，故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以及民族主义精神动员的功能。

　　中山本地的报纸或县属学校校刊，常刊载一些学生到翠亨参观的观后感，抒发他们对活动的感受及对总理故乡与故居的认识。亦有大学生藉考察之机来翠亨游览。从目前搜集到的史料来看，来翠亨参观的学生大多由学校组织，为瞻仰伟人的精神，“藉收观摩之益”。

　　《竹秀园月报》刊登了竹秀园保的学生们骑单车去翠亨旅行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写到：“翠亨乃国父孙中山先生发祥地，因为地以人传，各界之慕名前往瞻仰者，时有所闻，世人崇拜英雄心理，比比然也”，全校男女同学约30人在童军教练的带领下，自备单车，一路骑行，先后参观国父故居、翠亨全村及纪念学校，尽情浏览，相率而归。

　　一位名叫“丹”的学生详细记录了参观故居的过程及感想。她提到，在小学画本里已认识了孙总理的故居，终于来到“那怀念已久的总理故居”。故居是横座三间的金字顶的旧式建筑，前面加上一排‘骑楼’（或叫阳台），前厅的长桌上摆着总理和他哥哥的遗像，神楼上供着他的父母像，东西两面墙壁上挂着一些后辈的‘字架’，其中还有一个写着哲生（孙科）。临走时还在留名簿上签了名，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从前我们引以为奇的一切现在已是平凡了”。此次参观令她很是惊奇，因为“那在颓旧的房子就是诞生过中国的一位伟人的地方”，“我一点也找不出人杰地灵的气象，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阴森和冷落而已”，最后她说到：“翠亨在总理的事业上或中国的利害上是毫无关系的，它只是一个小村子，后人不过为了总理的伟大功业而注意它起来”，“但翠亨毕竟是值得一逛的，因为它到底是国人所景仰的地方”。

　　1947年10月，培正学校初一学生秋季修业旅行选择翠亨。学生一行先参观总理纪念中学，再谒国父孙中山先生故居。“吾等入门时，各向国父遗像致敬，然后升堂入室，到各处参观。国父当年诞生之床，及手植之槐，得以参观，追忆之思，油然心生矣。”1948年，培正学校高三春熹社组织参观总理纪念中学暨总理故居，据学生写到：“总理故居就在纪念中学的旁边，国父亲手设计的庭园还在谧静的屹立在山明水秀的怀抱中，里面的陈设简单而整齐，朴实无华正代表国父早年的生活，这一代伟人的生活地方是值得我们瞻仰的。”

　　1925年至1948年间，民众参观孙中山故居，主动或被引导着去关注孙中山故乡的历史，寻找伟人革命之路的缘由。在学生课堂上出现的翠亨与故居，成为日常教学的知识点，学生们以翠亨和故居为调查对象或参观标的，能引发他们对辛亥志士孙中山纪念空间的思考，加深对孙中山、翠亨与故居的印象与记忆，还能影响到他们周边的人。

　　一般民众与学生自发瞻仰伟人故居，说明国民政府在宣传革命先烈的事迹中，常从其少年生活中追溯成功的根源，并强调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与反抗传统陋习的关联。孙中山故居在接待外来游客的过程中，初步具备纪念馆宣传教育的功能，并且，故居在纪念孙中山的仪式中显示出公共纪念空间性质，逐渐由私人空间（住宅）向公共纪念馆转变，这是当代孙中山纪念场所建设的基本形式，并让故居复原陈列显得独特而符合史实，加强民众对革命先烈的深刻理解。

　　结语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孙中山逝世后，全省民众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崇拜孙中山运动颇为高涨，各种纪念活动频繁，中山纪念空间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中山路等分布全省各地，孙中山出生地翠亨村及其故居在民众心里的地位相当崇高，称其为“质朴敦洁之乡”、“圣哲故都”，其政治地位与历史意义非同寻常，有别于其他众多的孙中山纪念场所。

　　1925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山县府以及翠亨村民对孙中山故居的“圣地化”作了诸多努力，对它的推广与宣传从未间断。在孙中山纪念仪式和集会中频繁出现并为新闻媒体广而告之的翠亨与故居，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进一步激发他们前往伟人故乡一睹风貌的向往与热情，而慕名来翠亨参观的民众，在走过孙中山少年生活的地方后常有感而发，留下众多纪念文章，有意无意地宣传了他的少年史迹。纪念孙中山是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翠亨、故居等孙中山符号，成为民众缅怀伟人的媒介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