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国家羸弱必定要遭受列强欺辱，国家落后就必定要挨打！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血的教训，也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历史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基本上都是从海上而来，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除沙俄是从陆地而来外，其它国家均是从海上而来。因此，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国家强大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为后盾。当然，国强不等于要争霸，这是孙中山海防建设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当代中国海洋和平崛起的信念。

一、中国古代的海防建设

（一）中国海洋国土概况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陆地边界线全长约22000多公里，同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老挝、缅甸和越南15个国家接壤，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因而我国是个名副其实的陆地大国；同时，中国又因濒临西北太平洋，大陆海岸线自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长达1.8万多公里，如果加上5000多座大小岛屿的海岸线，总长3.2万多公里，海洋国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因而又是个海洋大国。但据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介绍：“中国是个海洋大国，但又不是个海洋大国。”根据其提供的数据表明，若从单位陆地面积平均拥有的海岸线长度来看，中国只占世界第94位；如果按照可管辖的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94，中国仅为0.3，不到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超过11，朝鲜是2.17，越南是2.19，菲律宾是6.31，都大大超过中国。至于人均海洋面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026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只是世界平均数字的十分之一，而与我国相邻的海洋国家的平均数都超过中国的10倍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却又不是一个海洋大国。然而，正是由于我国这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在近代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明清时期海防建设概述

1．明朝时期海防建设概述。海防思想是指对于国家海洋战略的规划与设想，包括与海洋有关的政治政策，海洋御敌的战略方法，海军的建设，海防工事、港口的建设等。中国在历史上很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直到明朝才受到来自日本大规模的沿海入侵。因而，中国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如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一些依江傍海的诸侯国，虽建有水师，并进行水战和海上攻防作战，但还没有明确的海防设施和固定的编制。我国古代国防工程建设中对海防建设贡献最大最著名的将军应是范仲淹，就是那位在湖南岳阳楼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老先生。到了明朝初年，日本海盗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历史上称为“倭寇”。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抵御倭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加强海防建设，所以真正以武力为目的修建海防的第一人是朱元璋，将军是汤和。在沿海设置卫、所体制（规定“度地要害，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建立水军。直到明朝中期以后，戚继光建戚家军，在沿海地区构筑水域，编练军队，才彻底平定了倭寇，海防得到了巩固。可惜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海防废弛，倭寇大举入侵，造成巨大的危害，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而，人民奋起抗争，抵御外来的倭寇骚扰。

2．清朝时期海防建设概述。清代基本继承了前几朝的传统的治边思想，清朝中前期没有任何来自海洋的威胁，而且还在收复台湾时成功的运用了海战。但是这没有叫统治者们意识到海洋的利益及威胁。清初统治者在明代海防基础上，一方面筑界墙、严海禁，一方面加修炮台、组建水师，在中国沿海建立起一条以海岸、海岛为依托、水陆相维的海防线。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先后建立了东三省水师、直隶水师、山东水师、江南水师、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负责万里海疆的防务；在各个海防要地，如旅顺口、大沽口、吴淞口、乍浦、厦门、台湾、虎门等地建设和改建了许多海岸炮台，并编有江河水师和外海水师，且在天津还建有满蒙八旗水师营（相当于海军基地）。经过这样一番努力经营，清代前期的海防初具规模，水师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海防军队星罗棋布、分散布置，只能用以对付零星海盗，不能进行大规模海战。

由于清朝和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在海洋上和外国发生过大规模战争，所以统治者们的目光只注意到了内海，并没有意识到东海、南洋等地，没有及时地把目光投到这些地方。在中国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海洋时代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海洋对中国的巨大利益，更没有意识到来自海洋的巨大威胁，一直把自己的主要目标放在了塞防上。即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统治者仍然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战争，并没有想到这次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远的意义。换句话说，当时的统治者在中原文化的儒家思想的教化下已经开始麻木，他们并没有胆识和能力去放眼看世界，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调整一个大国的心态，而就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势力都接踵而至的来到了中国。

（三）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海防建设概述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不断扩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海防危机空前严峻，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坚船利炮”和来自海上的一次次入侵，中国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以“坚船利炮”形式表现出来的军事技术使洋务派海防思想家不得不承认“技不如人”，从而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理论付诸于实践。海防两次论争提出的海陆并重，另立海军，大治水师以及派遣海军学生赴国外留学等主张，都极大推动了中国海防和海军的近代化建设。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实践的产物，它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列强海上侵略的被动应对，而不是基于社会内部诸要素发展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从而缺乏内在政治和经济的驱动力。在“中体西用”思想和“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洋务运动时期海防建设最终没能真正完成近代化进程。

二、中国近代落后的海防建设带来的灾难

人类社会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海洋是国家的天然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异族的入侵。历史上的中国即是如此，东临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明朝以前的几千年间，外患多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漫漫海疆则平安无事，海防松驰。然而，当世界进入近代史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方列强率先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海洋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为了掠夺资源，获取利益，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饱尝被掳掠、奴役之苦。

19世纪中叶，欧美一些国家已发展到近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1〕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中国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觊觎的目标。清王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及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具有强大的抵抗性。清中叶以后，为打开中国大门，对中国进行以商品输出为主的经济掠夺，英国等国向中国大量输出毒品鸦片。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自此开始。战争经历三个阶段。最终以中国惨败告终。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由此揭开了资本主义侵华的序幕。自此，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列强侵华战争，其结果都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2〕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强权与武力，从1840年至1946年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21个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及约外勒索，世界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凭借特权操纵中国政治、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他们通过对华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日益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经济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中国独立自主的封建性的对外贸易逐步变成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对外贸易。

三、孙中山海防建设思想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国家长远战略意识的伟大的海洋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海权运动的先驱。其中，孙中山的海洋思想主要包括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中国海权，建设强大的海军和倡导发展海洋实业。其核心是以海兴国、以海强国。

（一）孙中山海防战略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他在对海洋的充分了解与认识。孙中山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振兴中华”漂洋过海，奔走在世界各地。而当时的世界，铁路交通还不发达，飞机尚未用于国际民航，孙中山的旅行全靠轮船。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4次到美国本土，4次到英、法，7次到越南，7次到檀香山，8次到新加坡，10次到日本，总航海里程约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周。这么丰富的远洋航海经历，促使孙中山对海洋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自鸦片战争后百年，世界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使得我国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这一悲景，孙中山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仍得不到海权？为什么中国近代海军的强大仍换不来中国的兴旺发达？当孙中山在世界周游时，他不自主地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分析，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当中国仍沉浸在黄河孕育的农业文明时，西方国家早就把爪牙伸向了海洋，他们为了占有海洋，利用海洋和争夺海洋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并且发展壮大了海军。尤其是孙中山在英、美、日、俄等国海军竞争中认识到“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这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从而认识到了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握了海权，尤其是掌握了制海权，国家方能强大。因此，孙中山在走马上任临时大总统的当日，就公布了一系列与海军发展息息相关的命令，明确提出“海军建设应列为国防之首要”。1914年9月20日至12月16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寓所先后十七次主持讨论《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以下简称《革命方略》）。参加讨论者有胡汉民、田桐、谢持、许崇智、杨庶堪、廖仲恺、居正、丁仁杰、戴季陶、王统一、陈其美、何天炯、周应时等。《革命方略》第二编“军政府”规定大元帅之下设最高统帅部，称曰大本营，大本营置机要、参谋、法制三处，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五部。其中，海军部设左之五司：即军政司、舰政司、军需司、军法司和海运司。由此可见，孙中山将海军建设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孙中山对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构想

纵观孙中山有关加强海防建设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在孙中山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蓝图，归纳起来就是要唤醒国人的海防意识，建设强大的中国海军。

1.中国迫切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在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中，建设强大的国防军队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尤其是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孙中山认为：“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彼美英人常谓，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这个推断实际上与马汉“海权论”的逻辑思维是一致的。在此论断上他提出了建设强大海军的战略目标，且许多设想很具有前瞻性。1921年4月26日孙中山在“在广州军界欢迎会的演说”时指出：“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3〕1921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在南昌军政学联合欢迎会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海陆军强盛，则中国在世界上必进于一等国之地位。现在世界各国，均从事扩张军备，进步一日千里。处今之世，有武力之国家则隆隆烈烈，进于一等之地位，无武力之国家，必至于灭亡。”^〔4〕1921年7月8日，孙中山在《致廖仲恺函》中，与廖仲恺探讨国防建设问题。作为《建国计划》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国防计划》，孙中山共列出了六十三项，其中涉及海防方面的计划有：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与中国；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各项重要会议之召集，如开全国国防建设会议、海军建设会议等；举行全国国防总集员令之大演习计划和全国空、海、陆军队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向列强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军用飞艇等；聘请列强军事专家人员教练我国海、陆、空军事学生，及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计划书；组织海、空、陆军队之标准；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军队大计划；列强之远东远征空、海、陆军与我国国防。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防计划》第四十三项中提出：“收回我国一切丧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这里虽然没有提及海权问题，但内涵却包括了海疆。^〔5〕

1924年1月27日至8月24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三民主义系列讲座。在2月17日的“第四讲”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海军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欧战之前，欧洲民族都受了帝国主义的毒。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因为德国近来强盛，海军逐渐扩张，成为世界上第二海权的强国，英国要自己的海军独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权的德国。英德两国都想在海上争霸权，所以便起战争。”^〔6〕他进而总结指出，由于欧洲各民族都染了帝国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战，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战。

2. 中国迫切需要加强海军舰艇的建设。孙中山不仅指出“海军建设应列为国防之首要”，还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民国初期，民国政府是在清末海军的基础上组成了民国的海军，当时仅有军舰40余艘，总排量约4.5万余吨，排名世界第16位；海军将校士兵共8500余名。

从上面各国海军实力比较表中可以看出，当时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海军也是独霸世界，舰只数量和总吨位都远远超过排名第3的美国。排名第5的日本在舰只数量上已经接近美国，但舰只数量是中国的近4倍，吨位约是中国的6倍半左右。当时的中国舰队以海防炮舰为主，没有战斗舰之类的装备，远洋战力比起排在中国之后的丹麦等小国都不如，而且很多战舰都购自外国，如历史上有名的“中山”舰，就是清政府在日本订制的。因而迅速发展当时的海军军备是迫不及待的任务，对壮大海军的战斗力不容否认的。

1912年7月1日，孙中山在给好友陈其美的一封信中，痛斥了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的经费用来建设慈禧太后娱乐园的腐败之事，提出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要出现昔日满清政府的腐败。并指出中国应当“勤修军备，然后可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他在这封信的最后指出：“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这个“强邻如虎”，指的就是当时对华虎视眈眈的日本。孙中山分析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之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7〕当时全国战舰只有四五十只，还不到孙中山所说的“不能过百只”。因此，建设强大的海军，成为孙中山国防思想中的重点。他的这个思想贯穿在他后来所写的《建国方略》当中。

3.中国迫切需要加强海军基地建设。位于宣武区南横街11号是500多年前明代著名权臣严嵩的别墅。大约100多年前，这里成了“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旧址，推动改革的维新派人士常常在这里聚会，谈论国是。到了民国初期，这里又挂上了“粤东新馆”的牌子，成为广东、琼州在京名人同乡的集聚场所。1912年9月11日下午3时，粤东新馆又一次热闹起来，广东旅京同乡会30多人在这里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上台说道：“今日诸君皆同乡、至亲，不必客套，故弟今日不演说，改为谈话会，无论政治、实业种种问题，如诸君下问，兄弟必定详答。”当时孙中山已经“让位”于袁世凯，而海南琼山人陈发檀仍然追随孙中山，并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陈发檀和旅京同乡会会长梁士诒先后在会上发言，建议将琼州改为省，认为琼州本是广东九府之一，粤人移民这里，必能相合。孙中山则从江苏人想改江北为省的事情说起，强调琼州改省是紧要的事情。他认为，琼州改为行省，关键是有利于巩固边防，维系两广的安全。他说：“琼州一岛，孤悬海外，面积十万方里，人口数百万。其位置在北纬十八度二十二分，东瞰小吕宋，西连东京湾，南接安南，北倚雷州半岛。四面港口，星罗棋布，南有榆林、三亚之险，北有海口、铺前之固，东有清澜、博敖，西有洋浦、英潮。贸易船舶之所辐辏，商贾货物之所云集，山海物产之所鳞屯，此固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也。”^〔8〕“况琼州有一榆林港，极合军港之用。此港为欧亚航路所经，如立为军港以守之，则不特可以固中国之门户，且可以控制南洋一带。”^〔9〕孙中山之所以大力支持将“琼州改为行省”，考虑的重点一是从巩固国家的海防建设出发，认为榆林港非常适合建设海军的军港，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二是从考虑有利于发展海南经济着想，认为经济的发展是巩固海防建设的重要基础。孙中山不无担心地指出：“琼州则孤悬海外，当民国之最南，其海峡之最狭者，亦与内地口岸隔八十里，万一不能关照，失去琼州，则高、廉、雷等府及广西之太平等处大有危险。”^〔10〕

（三）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包括领海主权

1. 孙中山关于太平洋问题的远见。在研究孙中山海防建设思想时，我们发现早在九十多年前，孙中山就已预见到太平洋对中国之重要性。1919年9月，孙中山在为姚伯麟著《战后太平洋问题》一书序中指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民国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11〕孙中山那时就已敏锐地预测到，日后海权竞争的焦点，将会由地中海而转移到太平洋。太平洋问题的核心就是海权问题。中国将会处于太平洋海权争夺漩涡的“重心”。他还预言，日本的“大方针，不外欲以中国人力及富源，由彼制御之，次又制御太平洋，再次又迫澳洲及美国”。不幸的是，这些预见在后来的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都一一应验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日本侵略者先后侵略东南亚各国以及与美国交战而发生的太平洋战争等，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孙中山预见到了。正是基于以上的预测，孙中山进一步指出：“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12〕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时，全球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当年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不料一夜之间突然解体分裂成了15个国家，全世界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已不复存在了，美国俨然成了全球唯一的“老大”。正是怀揣着这个“老大”的心态，美国在七年前开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诉求和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在南海和东海不断制造事端，且挑拨中国周边的国家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妄图滞止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美国，实中国也！”

2.维护国家主权包括领海主权毫不含糊。

——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战祸之源、压迫之根。孙中山耳闻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种种暴行，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认为中国的内乱、外患制造者就是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13〕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前后得到升华。辛亥革命、三民主义固然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涵，但我们是从这种逻辑推断的：“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同时指出：“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14〕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海禁既开”，帝国主义列强是战祸之源，压迫之根，各路军阀的靠山。

——重申中国主权要求。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先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二十多项不平等条约，相关国家主权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等丧失殆尽。因此，在维护国家主权包括领海主权问题上，孙中山是格外关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涉及对外政策时指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15〕检视以上各条，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国家“主权”，也就是维护中国主权，反对外国侵害中国主权。主权是考虑一切外交事务的出发点，也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各种问题的落脚点。比照今天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可见九十多年前孙中山的思考是多么准确和富有远见。

——强硬收回海关主权。当广州成为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据点之时，在海关问题上与列强发生了激烈碰撞。国家海关涉及海洋贸易的税收，属于海防问题范畴。1923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为争回两广地区应得的关余款，维护中国主权，与列强进行强硬交涉，由此爆发激烈冲突。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和孙中山发生了亲密接触，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11月23日，孙中山要求收回广东海关，为了收回海关主权，同时解决军饷问题，要求将广东海关关税余款（海关税收每年付庚子赔款总数约1000万元，余款约14万元）拨还广东革命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

12月7日，孙中山接见《字林西报》记者，表示决心截留“关余”，不畏列强的炮舰恫吓。3天以后，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决心收回广东海关关余。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对孙中山的绝不退让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自从清末进入中国的地盘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任中国政府、哪一个中国政府官员像孙中山这样强硬。12月17日孙中山撰写《致美国国民书》，针对列强军舰入侵广州的行径，指出：“当我们开始发动革命，以推翻专制腐败政府并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我们曾热切期望能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为这一正义事业而战斗。然而，在我们为自由而奋斗的这第十二个年头，来到的不是拉法叶特，而是一美国舰队司令率领较他国更多的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共同压垮我们，以消灭中国的共和国。难道华盛顿和林肯的祖国竟断然抛弃了其对自由的崇高信仰，从一解放者而蜕化成一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压迫者吗？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并希望你们舰队的官兵在炮击我们之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尽管他们的炮口已对准广州这一未设防的城市。”^〔16〕孙中山强调：“如果美国海军在本政府辖境内强行征收关税，而使北京的卖国贼和军阀势焰更张，这实是一种罪恶和永洗不掉的耻辱。”12月24日，孙中山发表《关于海关关余问题宣言》：“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此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在本政府辖境内，各关税收，除按比例摊扣还付以关税作抵之各外债及赔款外，其余应妥为保管，听候本政府命令交付。所欠本政府应得之积存关余，照数归还。”^〔17〕

围绕海关“关余”归属展开的斗争，包括了海上贸易所得税收，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列强军舰陈兵海上，炮口对准了广州革命政府，被这个行径激怒的广东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各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英美帝国主义，收回海关自主”等口号，拥护革命政府收取“关余”，收回广州海关自主权。到12月底，美、法、意、日和葡等国在广州外海陈兵已近月余，双方陷入僵局。从1月起，参与示威的部分列强军舰开始撤离。广州人民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领导下，反帝斗争情绪高涨，北京的在华外交使团被迫于1924年4月1日作出将广东海关关余拨付给广州革命政府的决定，这意味着海关主权的部分收回。4月9日，参与海军示威的各国公使在北京开会，会议议决：“在广州参与海军示威的各国公使向各自国家建议，目前可以撤离军舰，结束示威。现场海军军官负责安排撤军，尽可能不去炫耀。各国领事将通过私人谈话的形式通知中外人士，只要孙逸仙表现出任何准备夺取海关的意图，舰船将立即返回广州。倘若广州政府攻击海关，各国领事将代表所有列强提出抗议，并要求驻泊广州的舰船采取必要行动。”4月25日，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最后一批英、美、日的军舰全部撤离，列强的海军示威宣告结束。“关余”问题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到了10月，南方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后，发动了收回粤海关的活动。10月23日，孙中山任命的粤海关监督罗桂芳准备接收海关。列强在华的广州领事团见势不妙，立即派英印水兵50名前往沙面布防，英、法、美、葡等国的8艘军舰再次开进白鹅潭武力护关。广州政府收回粤海关的努力没有成功，海关仍然被外国列强所控，洋人的军舰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领海横冲直撞，仍然可以在中国内陆的江河耀武扬威。广州政府虽然获取了关余自主权，但与列强军舰对峙而发生的危机，最终使孙中山洞悉欧美列强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的朋友，转而开始向苏联寻求援助。收回关税自主权、夺回海关管理权，成为孙中山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