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 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深入调查研究，精研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不懈地探索与思考，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明确地回答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根本前提和基本条件，对当前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迪价值。本文就郑观应的国家治理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在相当程度上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压迫，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经济的改革方案。郑观应极力主张政府要以商务为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有利于发展本民族经济的各项措施，强调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在郑观应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中，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主要侧重于发展“商务”和“工业”两大实业。“商务”和“工业”两大实业，被郑观应视为西方国家国强民富之本的基点。

　　在对商务进行论述之时，郑观应首次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原。”郑观应认为，要大力发经济，真正使国家富强起来，必须改变过去传统的愚昧落后的“重农抑商”思想和观念，应该从西方国家发展的事实中看到，商务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对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都有积极的作用。郑观应对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较为明智的认识，提出了“以商立国”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具有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与此同时，郑观应明确地指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兵战，另一个就是商贸方面的商战。两者相比较，商战要比兵战厉害得多。“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因此，中国要富强而不被西方压迫，就必须与西方展开兵战和商战的较量。因为商战还是比兵战更为重要，所以郑观应特别强调: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既然要进行商战，最终的落脚点和对策之一就是要将商务大力发展起来。而在这方面，西方是中国最好的老师。郑观应以自己多年来对西方发展的观察和了解，以及自身从事经商活动的亲身体验，从多方面论述了西方如何重商强商以发展商务的历史经验，希望清政府可以吸收、借鉴和采纳，使中国可以早日实现富强之目标。

　　与对商务的论述相比，郑观应论述工业的篇章也不少。从其所论内容来看，郑观应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其实丝毫不亚于商务。在郑观应的思想认识中，决定商战胜负的关键因素，还是取决于本国工业是否强大有力。因为只有拥有强大有力的工业，才能真正成为商战的坚强后盾和可靠支柱。他明确地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郑观应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上稽罗马、蒙古兵力之强，知税敛不知教育，实业不兴，以致民怨国亡。我中国史册所载管仲相齐，霸诸侯一匡天下，以民为贵，严定法律，振兴农工，擅鱼盐、官山府海之利，亦偿以商战弱人国。可知古今兴亡之故，非兵强不足以保国，非商富不足以养兵，而商战之利器在农工。”

　　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的工业？郑观应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主张向中国的近邻和曾经的“学生”日本学习，积极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他认为日本学习西方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的，“不独仿造中国土货，更仿造西洋各货，贩运外洋，价廉工巧，人争购之。”以日本为师，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必能实现国强民富。“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郑观应这种通过向日本学习来发展本国工业的思路和主张，由于同文同种的缘故，确实可以避免直接学习西学所导致的费时费力费财等不良后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且十分宝贵的强国富民的主张。

　　二、根据中国特点，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

　　郑观应在对其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进行论述的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于当时中国的政治革新与改良。郑观应认为中国要渡过目前的危机、在备商战大力发展经济以实现国强民富的同时就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配套，根据中国特点，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先进文明优越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当时是正处于历史发展兴盛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当时晚清政府腐朽黑暗、效率低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利于中国的繁荣富强。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将成为开展商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由此可见，大力实行政治改革，根据中国特点，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成为当时必须努力突破的瓶颈。

　　郑观应主张把“除弊”与“兴利”紧密结合起来，“除弊”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吏治败坏的整顿上，以实现吏治的根本好转。“兴利”的重点则主张建立西方式的议院，能够对当时绝对的君主专制加以制衡，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同时也让人民能够获得一些民主政治权利。可以好不夸张地说，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第一人。他早在1895年就提出要制定宪法以限制封建君主的权力来保障民权的充分行使，真诚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够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

　　在郑观应看来，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必须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郑观应比较详细透彻地论述了西方议院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西方各国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类型的议会制度,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主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因此，郑观应根据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自身的现实特点，认为当前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他大声疾呼:“中国人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由此可见,郑观应是把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作为实现中国繁荣富强、成功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有力的治国方略。

　　第二,必须实行选举制。选举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实行君主立宪制，必须实行与其相适应的选举制度即郑观应所谓的“公举制”。“公举制”在郑观应心目中的重要性可以从其代表性著作《盛世危言》中看出来。“公举”篇被放在“议院上”和“议院下”两篇之后紧接着的位置。也就是说，一旦确定要实行君子立宪制，必须首先就要实行“公举制”即选举制。对于选举制如何具体实施？郑观应指出：“查泰西公举之法: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与此同时，郑观应强调：“国之盛衰系乎议院,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可见，郑观应是比较认同和欣赏西方那种通过公开民主选举代表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选举制度，认为这关系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但郑观应根据自己的分析观察以及理性思考，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选举制，而是主张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实际出发来吸收和借鉴西方的选举制。他明确指出:“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员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同时也可以看出，对于实行选举制的前景和功效，郑观应是充满自信的。

　　第三,必须改革吏治。在郑观应看来，要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不仅要大力改革国家基本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和选举制度,同时也要改革吏治,清除腐败黑暗的官吏，使政府的官吏奉公守法、廉洁高效,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之需要。郑观应对当时清廷的吏治败坏有比较清晰地认识，悲愤地指出“吏部栓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不肖者态唯暴决,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已不可复生,断者己不可复续矣”“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胺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臭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因此，郑观应认为，要实现国家治理，政府各级官吏都必须选贤,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考核与监管力度,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有效地祛除弊政，实现吏治的清明。只有这样，国家治理才能走上国强民富的康庄大道。“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

　　三、高度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巨大的民族生存危机。郑观应作为当时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开矿办场、练兵制器、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等手段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紧紧抓住教育、培养人才这个根本性问题,那就等于舍本求末,最终还是实现不了强国富民的目的。郑观应将教育看作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是“强于学，非强于人”，故“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

　　然而，在当时中国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教育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显得陈旧和落后。对此，郑观应通过对中西教育现状的对比研究，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和缺陷有较深的体会和感悟。他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夫以八股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其出哉！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15]因此，郑观应坚决主张废除落后的科举考试、八股取士制度,仿效西方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培养真正懂得实学的有用人才,以结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荒谬状况，极力倡导“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在郑观应所撰写的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反复详细论述广开学校和书院对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多次强调工业、商业、农业等各行各业人才的培养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远见卓识地明确了高度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  

　　总之，在郑观应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中，无论是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还是根据中国特点，实行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它们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是郑观应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郑观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系列看法、观点和主张，明确地回答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根本前提和基本条件，对当前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