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里的丹青》分上下两篇，分别以名画和名家为主线，通篇品画评人、著史论道，以诙谐轻松的笔触、短小精悍的篇幅、图文并茂的编排，将从东晋时期到明末清初的我国绘画史作了简明扼要的呈现，从中在名画赏析、名家生平、绘画技法、流派师承、风格演进、各朝成果等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脉络梳理和知识普及。在保持前后逻辑严谨的同时，各章节亦可独立成篇，全书宛如一篇篇精致小品文的合集。这与我国可供切割也能独立成画的卷轴或册页的装裱体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综观全书，走笔之处，既是历史里的丹青，也是丹青里的历史，读罢往往会惊觉于历史与绘画两门不同的学科在书中的水乳交融。这得归功于作者在书中的聪明处理：由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名画引发的一桩桩趣闻轶事，再由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丰富的学养储备，通过旁征博引、多方佐证地娓娓道来，还原历史本真。让读者在各类口口相传的趣闻轶事中得以拨开重重迷雾看历史之余，还平添了几许阅读趣味。正是这种亦史亦画的交互相融，使该书的美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俱全。

　　一、红颜易逝，丹青不朽：管窥名画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历代著名画作中选取了7个作品编入书中的上篇作为“名画”进行介绍。其中完全是展示女性形象的就有5幅，而另外两幅分别展现京城贵族家宴夜生活和京城市集风俗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虽然主角分别是士大夫和各阶层的劳动人民，但女性形象在画面仍然占有一定的份量。

　　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中表现女性形象的作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佛教题材兴盛的六朝时期，仕女画也很受画家的重视，现存的顾恺之的三幅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在盛唐雄杰的风格后面，以工细明丽的手法来表现宫廷贵族妇女为主的仕女画，是多彩的唐代绘画的另一种格调，当中最杰出的代表画家要数张萱和周昉。

　　顾恺之、张萱、周昉三人的代表作在书中都一一地给予介绍和细节剖析。除了美学层面的鉴赏，也足以通过书中甄选的名画管窥女性形象在画作中所表达的一种社会功能。

　　一是浪漫爱情的终极表达。《洛神赋图》是全书的开篇名作，如果说《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首部“情诗”，那么《洛神赋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则与《诗经》旗鼓相当，是首个以爱情为题材的画作。而且，它与诗经不同的是，诗经尚立足于现实中男女邂逅的欢欣情愫和涟漪初泛的心绪表达，但《洛神赋图》已经去到了神性超越的大胆追慕和浪漫遐想。与前者的矜持相比，后者更多的是因人神情未了而引发的无奈甚至诘问，这意味着对内心情感更彻底的宣泄。对浪漫爱情最终极的表达，莫过于此。

　　由“洛水邂逅”而相识；“洛神翩翩”“神女嬉游”的一颦一笑、一嬉一闹都牵引着倾慕者的神经，因而相知；直至“两情缱绻”的相恋，到了“神女醒悟”“洛神离去”的相别以及“陈王追赶”“陈王追忆”在形神上的相随，最后以“陈王归程”为结局。画作的布局构思符合情感发展的逻辑，还精准地抒写了个人超越现实的精神体验。

　　与当下的爱情片一样，女主的着墨往往比男主要多。这是因为女性本身在形态上的婀娜多姿、在情感上的丰富细腻更具刻画雕琢的空间，“戏份”自然领先。这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已深谙其道。以大量的篇幅去描画洛神的空灵幽美之姿，成就了这幅得以传世的仙女神游图。

　　二是风尚教化的美学书写。如果说，《洛神赋图》以翩翩仙子的美态而吸引眼球，助力《洛神赋》这一凄婉绝美而又浪漫奇伟的爱情故事得以流传千古、广为咏诵。而一开始就定位为政治教化功能的《女史箴图》则以典故和道德规范入画，理想的目标是成为全体女性的标准教科书。如果说前者是一部爱情剧、文艺片，那么后者就是一部弘扬了当时社会主旋律、正能量的励志剧、科教片。这也凸显了不同的时代赋予女性不同的道德担当，有些甚至延续至今。只是《女史箴图》对女性道德形象的塑造，其实是男权社会架构下的产物，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应一分为二地看，力求有所扬弃，批判性地继承。

　　“冯媛挡熊”恐怕当为名副其实的女汉子所为，在现实的突发事件应急营救方略中，显然是不科学的。“欢黩宠专”和“微言荣辱”的劝谏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人对感情的经营常规。

　　“世事盛衰”折射的是中国哲学，“同衾以疑”强调夫妻之间的信任，“靖恭自思”追求的是一种自持与自省，而“修容饰性”则是女性仪容、仪态的一种规范，是颜值与情商的统一。

　　此外还有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列女传图》），无一例外地跟《女史箴图》一样，承担着风尚教化的社会功能。但这类说教宣传画的艺术价值也未减分，反而因为它的社会功能，在美学价值的基础上更多了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价值。

　　三是现实审美的忠实记录。如果说《洛神赋图》画的是虚无缥缈的神话，《女史箴图》画的是远去的楷模和抽象的榜样，似乎都与现实生活存着或厚或薄的一层隔阂，有着或多或少的一段距离，但《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书中作《宫妓调琴图》）《王蜀宫妓图》《仿宋人图》《汉宫春晓图》等以女性为主题以及《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船人形图》等以男性为主题但同时也有女性形象呈现的作品的写实风格，则忠实地记录了女性之美——包括她们的劳作美（《捣练图》）、健康美（《虢国夫人游春图》）、形象美（《簪花仕女图》）、形态美（《调琴啜茗图》）、才艺美（《韩熙载夜宴图》）、敬业美（《步辇图》）等等，个中还有更为细节的妆饰美、发饰美、服饰美、首饰美等等。对于这些美学特征，细心的作者在书中都分别以局部放大图为读者一一展示、娓娓而道。

　　另外书中尚未收入的《挥扇仕女图》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可圈点的力作。《挥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代表作，画面分为五组，自右至左：第一组为“挥扇”，有四人，妃子坐在椅子上，模样困倦，一副无聊、懒散而又若有所思的情态，一宫女在旁挥扇，二宫女手持梳洗器具站在旁边；第二组为“端琴”，一宫女抱着锦缎包裹的古琴，另一宫女正在解开锦缎；第三组为“临镜”，一人持镜，妃子对镜整容；第四组为“对绣”，三宫女围坐于绣床，二宫女对绣，一宫女握扇靠着绣床低头沉思，第五组为“倚桐”，一女闲坐，手挥团扇，另一女倚着梧桐树，满脸愁云。五组共13人，姿态神色各不相同，构成一个宫廷妇女日常生活的场面，这些无所事事、寂寞闺怨的宫廷妇女形象中，可看出她们被压抑的人性，空虚、惆怅的内心。

　　如果说《洛神赋图》记录的是女性的神性美，《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记录的是女性的德行美、仁智美，那么《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王蜀宫妓图》《仿宋人图》《汉宫春晓图》等作品则从精神、道德层面回归了女性的身体本源——女性除了是有灵有魂的一种道德符号，但更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一种高级动物，她有对自身美学的率真追求——既有戏犬、赛马的闲暇娱乐（《侍女簪花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也有百无聊赖、落寞虚空的无限惆怅（《挥扇仕女图》）；既有贴花、描眉的闺阁情趣，也有日常穿戴配饰的基本审美。在男权主宰的时代，画家的观照及其审美路径完成了从抽象符号到具象形态的过度，这种对创作客体——女性在认知上的转变及对女性形象在画卷上的处理，何尝又不是一种思想解放呢？最起码是创作思想上的一次解放。

　　红颜易逝，现实中女性群体或个体的容颜会随岁月一同流逝，往朝的女性形象更会因光阴荏苒而被淹没于历史长河的烟波浩渺中，幸得丹青著不朽，绘画艺术将女性的形象或惟妙惟肖、或大气写意地留在画卷上，一同留下的，除却姣好容貌，还有历朝历代女性的精、气、神。

　　二、朝代更迭，丹青永固：历史唏嘘中的皇裔命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上有人认为，伟大的作品往往都在苦难中诞生。在这方面笔者没有做过量化的研究，但想必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在苦难中往往因主观上难有所求，而客观地造就了其对创作的执念、专著，往往也就促成了与别不同的佳作上品。

　　又有人说：绘画是有钱人家的玩意。的确，在过去，绘画作为一种高雅艺术，都是集中在皇室、贵族及士大夫之间创作、交流；而现在，装备要求之多、画材的消耗性特质以及价格之昂贵，让绘画在今天也被视为“有钱人家的玩意”。当然，绘画是一门讲求天赋和勤工的艺术，绝不是所谓的“玩意”那般轻松，这里的表述为“爱好”或许更贴切。

　　在绘画史上，不少瑰丽雄奇的伟大之作也的确是诞生于因朝代更迭而命途多舛的皇族后裔之手。如书中下篇所选介的七位名家中，有四位是皇族后裔，他们当中，或高居帝位，或流有皇室血统；但无一例外地都是末代皇君或前朝遗裔。而另外三位分别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倪瓒、才高运蹇的徐渭和匠人出身的仇英。七位名家相同的是，都有着各自的艺术成就；不同的是，均有着不同的命运故事。其中仇英的“逆袭”（从中亦可窥见劳动人民阶层特有的工匠精神而铸就的创造力、爆发力），还颇有几分励志的意味。其余六人无论是安享晚年，还是凋零谢世，中间总免不了改朝换代、命途多舛的悲凉。

幸运的是，这种悲凉经过不同画家的生命体验，在创作中却焕发出不同的美学体验，遂造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的源流万千、仪态多姿：倪瓒的孤独美学、八大山人的桀骜不驯、徐渭的狂肆凛然、石涛的真情流露等等。

统治分朝野，国界有疆域，纵然朝代更迭，任尔沧海桑田，作为人类艺术智慧结晶的翰墨丹青却能超越国界、朝代，穿越一切的时空而得以永固、流传。

三、文化自信，丹青长存：新时代视域中的文艺观

毋容置疑，由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策划、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统筹的这套社科普及丛书堪称当地文化政企的联袂之作，是新时代里文化自信的又一次献礼，是中山市社科联一如既往的以文辅政、以智资政的最接地气的践行，是中山出版向着“香山承文脉，好书读百年”的愿景而进发的又一次深植躬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三年前的青年节（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活动与讲话中，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而我国的绘画艺术成就，凝结了传统的创作技法及国人精神上的审美情操，是文化自信的综合体现，社科普及丛书选取名画名家的题材编纂成书，恰恰是对文化自信在行动上的积极回应。从中也体现了编者、著者在新时代视域中的文化观、文艺观、创作观。

一是坚持政府引领。宋元绘画是在史界和艺界都被公认的中国美术史的主体和高峰，这除了因历经五代十国的准备期而使得中国画在宋朝快速繁荣起来，还得归功于宋朝所设置的翰林图画院。中国画的教育、创作、传承都上升到国家层面统一部署，这便是政府引领的作用，在当下仍然有借鉴意义。

二是释放民间潜能。中国的艺术史基本就是一部从宫廷到民间的“出走史”，诗、书、画、乐等艺术门类都经历了从宫廷到民间的流传过程。而令其大放异彩的恰恰是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创造。哪怕是如历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涛等有着皇族血统的名家，其成名之时的社会身份却不是皇官贵胄，而是劳动人民。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便认清了释放民间潜能的重要性。在鼓励释放民间潜能的过程中，创新、创意与工匠精神同等重要，两者相得益彰。如以工匠精神称著的仇英却依然有着他极富生命张力和市场实力的创作，书中对他的评价是：“他也仿制了很多古画，仿画不同于摹画，摹是复制，而仿是借鉴。他的二次创作，常常让人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惊叹。”正是仇英的善于借鉴，勤工创作，才让其画作《清明上河图》在绘画史有了被公认为仅次于原著张择端的地位，他本人最终也成为了兼收并蓄的集大成者。

三是正面讴歌时代。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阐释，必将对中国新时代艺术的要求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我们的文化自信，既需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更需与时俱进面向未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文艺思想，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纵观我国的绘画史，得以传世成为名画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贴近时代脉搏，正面讴歌时代的画作，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女史箴图》等表现的都是繁荣清明、歌舞升平、妇德流芳的主题；另一种才是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类的题材。

其实不仅绘画，书法、文学、舞蹈等艺术门类都可以通过与时代对话，而获得气息相通、灵感相随。这助益了艺术创作，丰盈了艺术生命。而庆幸的是，我们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