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疍民的文献或许可以上溯至上古时期，而晋唐之后相关文献日益增多，内容更加明确。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时代起，罗香林、陈序经、徐松石等学者进行疍民研究，其中，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乃集大成者，其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化，却依然没有超出其研究范围。考之文献综述，不外乎在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关于疍民的起源。除了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提出体格、字源、地理、人类学图腾、时代、民族分支等学说之外，还有吴建新的《广东疍民历史源流初析》，颜广文的《从“瓯邓”到疍民：疍民的起源新解》，詹坚固的《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对疍民起源研究颇有补益。二是关于地域疍民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疍民多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沿海地方，因此，条块地域的疍民研究逐渐深入。三是关于疍民宗教信仰的研究。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中已经有专章论述，新的研究从史料上有所完善。四是关于疍民的民俗文化研究。咸水歌、服饰、婚俗等独具特色的疍民民俗，是疍民的重要特征，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五是关于疍民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政策。詹坚固的《论雍正帝开豁广东疍户贱籍》、《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的举措及成效》、《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对此主题作出开创性的研究。六是关于疍民的跨学科角度研究。如胡波的《生态环境挤压下的疍民——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从生态环境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其他学者也从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疍民的主题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疍民的研究领域。

　　上述研究均隐含着一个潜在的主题，即疍民的身份认同问题。疍民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变化的。从整体上研究疍民身份认同的理论文章并不多见。如今，疍民越来越少，说不定若干年之后，疍民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这些水上人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轨迹？本文将从疍民身份认同角度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疍民族群身份的奠基

　　一直以来，疍民被视为少数民族。与其使用“民族”的标签，不如使用“族群”来得更贴切。无论是民族还是族群，它们如何是其所是，必定具备一定的划定条件，这就是族群身份的奠基。揆诸历史经验，生理、语言、体制、生产方式、风俗文化都是划分族群的标准。

　　以生理作为划分族群的标准，古而有之。特别是在生理条件差异非常明显的情况，尤为突出。譬如肤色是区别民族或族群的重要指标。白色、棕色、黄色和黑色等皮肤成为世界主要民族或族群的标识。另外，体格、外形也是区别族群的重要标准。其实，疍民起源的理论之一正是体格。疍民特别是女性疍民的臀部如蛋形，又如船艇，故被称为疍民。然而，以生理条件判断疍民族群的形成，却并不能令人信服。疍民的体格可能因为劳动方式不同而造成臀部略大，依然不会人人如此，而且臀部也不会与其他民族或族群有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疍民的肤色与汉族相一致，体型也没有大不同。因此，从生理条件来说，并不能将中国境内的疍民与汉族相区分。

　　区分族群的标准之一是语言。现代西欧的民族国家的形成，首要前提正是各个民族语言的独特性，拉丁文是中世纪西欧通行语言，但不同地区通行各自的语言，从而逐渐形成“民族—国家”。如但丁使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被视为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奠基。中国的客家人普通使用客家话，是客家人族群的重要标志。那么，疍民是否具有自己统一的语言。根据社会调查和文献记载，各地疍民主要使用当地的方言，没有自己独特的统一语言。以广东疍民为例，他们使用疍家言，但只是当地方言的变种。此外，广东疍民、广西疍民和福建的疍民，语言差异极大，不属于同一的语言范畴。因此，语言并不是划分疍民族群的标准。

　　体制是一个社会系统运作的架构，也是划分民族或族群的基础。在同一时空下，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的体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不同的体制往往形成不同的族群。现实世界中，如此差别巨大的体制并不多见，单纯依靠体制标准来划分族群并不是普遍现象。具体到疍民而言，他们是否处于不同的体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疍民所处在与汉族或其他民族同一性的社会，即他们也是体制之内居民。当然，从更具体的体制而言，疍民似乎存在不同的体制。其中，以家庭体制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家族是位居枢纽中心的体制，严密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大量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而疍民逐水而居，缺乏如此这般的完善家族体制。家族体制似乎勉强说得上是划分疍民群体的标准之一。

　　生产方式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源于它的经济动力，它给人们提供财富和消费，成为人以群分的分水岭。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草原居民往往以放牧为业，森林居民多以狩猎为主，田耕者则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相比之下，疍民多是水上人家，居住在船艇上，以捕鱼和海河运输为主要生产方式。疍民的移动水居，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陆居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是否构成划分疍民族群的重要基础？

　　风俗文化以缤纷多彩的方式丰富了生活，虽然它们只是生活的表象，却以其独特风格成为民族或族群的象征。当汉族文化占据主流，体现出来的往往是其保守性，墨守成规，此时如果出现较大差异的风俗文化，往往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分界。譬如，广东疍民的风俗文化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咸水歌”上。咸水歌是疍家人口耳传唱的口头文化，主要流传于中山、珠海、番禺、顺德、东莞、阳江、湛江、新会等地。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诗语》记载：“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可见咸水歌在明末清初即已流行。随着时间的累积，咸水歌遂成为疍民的文化标识。另外，疍民的服饰和婚俗也与汉族大不相同，可以将其视为族群划分的基础。

　　上述划分族群的标准，只有体制、生产方式和风俗文化可以算得上疍民族群得以形成的奠基，至于生理和语言则无独特性。其实，许多学者将疍民划分的标准，譬如生理、生产方式等，等同于疍民的起源。然而，一种或几种标准只是划分疍民族群的基础条件，并不是其必要条件。因为这些划分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疍民族群身份的形成离不开疍民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政府和其他民族对疍民的他者认同。

　　二、疍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关于身份认同理论，不得不提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的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构成了本我。 本我与生俱来，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本我是人格的生物层面，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即人最为原始的、纯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人有生存本能和毁灭本能。其中，生存本能之一表现为性欲，它由一种叫“里比多”的能量所驱动。本我的目的在于遵循享乐原则，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换言之，本我是冲动的，盲目的，非理性的，非社会化的，自私的，并且是纵情享乐的。如果说本我更多是生理方面的范畴，那么，如前所述，疍民在生理条件方面与汉族等民族并无二致，伸而引之，疍民的本我相较之于国内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不同。

　　自我是人格的心理面。它代表理性和机智，具有防卫和中介职能，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但自我也还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东西。自我是个体存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平衡状态。因为本我是本能冲动，可能造成无秩序混乱，所以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制上。另外，如果外部世界对个体存在进行严重的打击，自我以理性行动保护本我。关于本我和自我的关系，弗洛伊德有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要驾御本我，但马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对此弗洛伊德有一句名言：“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

　　自我正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我是谁？我们是谁？族群在社会中以什么形象呈现，这无疑是个人和群体自我认同的期望和追求。疍民族群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根据资料显示，广东的疍民普遍认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他们是汉族的有机组成部分。[5]在本我方面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自我身份认同可能与利益选择相关，但是这种认同感是族群的心理感受，是蕴含绝大能量的集体意识，不能一概抹杀。差异化是一把双刃剑，带来好处的时候主体乐意接受与众不同的身份，结果差强人意的时候主体更倾向于大众的无差别化，成为主流群体的一员。广东疍民认同自己是汉族的身份更多是出于后者的考虑。

　　弗洛伊德认为，在自我之上还存在着一个超我（super-ego）。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个体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具体而言，超我是本我的对立面，属于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它包含了人们为之努力的价值观念，以及在人们违背了这些道德准则时所预期的惩罚（罪恶感）。超我依据社会准则来控制行为从而发挥其功能，对好的行为给予奖赏（自豪感，自爱），对于坏的行为则给予惩罚（罪恶感，自卑感，意外事故）。由此可见，超我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依弗洛伊德说法，超我是父亲形象与文化规范的符号内化，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倾向于反对本我的原始渴望，并对“自我”带有侵略性。因此，超我代表了外部世界对个体存在的规训。

　　身份认同是群体划分的一种理论表达。它不仅仅是自我认同，即我认为我是谁就是谁，更重要的是他人对其的认同，即你们是谁，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他者认同。虽然疍民自我认同为汉族，但是汉族或政府却不这样认为，将区隔为不同的民族或族群，即“疍家人”、“疍民”。

　　他者对疍民的认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主流民族对疍民的歧视和排斥，即大众认同，是疍民之所以成为疍民身份的主要原因。二是政府对疍民身份的认知和管理。

　　以汉族为主流的乡土社会不接纳疍民为相同族群，归根结底的根源可能在于资源分配。疍民出没的沿河、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快速聚集，资源特别是土地自不免供不应求。以广东为例，明清时期开始，人口增长迅猛，人多地少的情形日益恶化。早期移民和原来大部分汉化的百越居民，形成了以汉族为主流的本地居民。清朝晚期，更多外来人口涌入广东，因为争夺紧缺资源，许多地方都发生大规模的土客之战，时间约莫横跨70年。[7]疍民在晋唐之前已经出现，但是自从宋代开始，疍民形成了水居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整体上以水上居住为主要方式？除了传说中的被驱逐、造反、避税等直接原因外，更大原因是陆地上基本上无立足之地，即使有土地居住，仅限于沿海的边缘地带，遑论开展农耕的生产方式。因为已经占据领域的汉族不接纳这些外来的竞争者，不允许他们进来分一杯羹。[8]正是这种排除异己的心态，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歧视，将疍民独特的咸水歌、服饰、婚俗视为异类的象征，视为某一族群的标签。由此，一部分与汉族无生理、语言大差异的人群被区分为疍民族群。大众话语权日渐壮大，并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疍民族群正是这样慢慢地被他者认同所构建。

　　疍民族群被构建的最大原因莫过于政府对疍民身份的他者认同，即政府认同。基于这种身份认同，政府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虽然政府认同与上述的大众认同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无可否认两者具有密切关系。大多时候大众认同是政府认同的基础，因为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大众的认可和支持。最早期的疍民是中国周边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蛮族，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府对疍民的认同与大众认同相一致，采取排斥和镇压的管理政策。从字源来说，“疍”字最先次演化变成 “蜑”字。历代统治者将不服 “王法”的族群大多视作蛮夷，故编造一个与 “疍”同音的 “蜑”来替代，并在官方档案文献中广泛使用。[9]有数种传说，疍民是由造反、海盗、逃税的不法之徒形成。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可能其中某些事件是真实的，因为由于当时国家控制技术的不足，逃亡水上不失为一种较佳选择。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为政府对疍民采取排斥、镇压政策提供坚实的论证。这种政府认同在明朝形成了制度化，镇压型管理政策达到顶峰。明太祖时，疍户被正式列入贱民，“设立疍户、渔户、教坊等名色，禁锢敌国大臣之子孙妻女，不与齐民齿”。明朝实行依职业区分户类的制度，设立民、军、匠、灶等户。疍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户口在户部统计之外，不能与汉族通婚，不许陆居，不许应试。疍户成为低人一等、饱受歧视的阶层，从制度上得到了巩固。另外一方面，政府认同有别于大众认同，政府对某一族群身份的认同会随着形势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比较明确，而大众认同的变化相当缓慢，不容易察觉；并且，政府认同的内容可能与大众认同大异其趣，甚至走向对立面。虽然政府认同推动力强大，但是往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轻而易举地改变一个族群的客观情况。譬如，清朝雍正年间，政府下令各省如有与乐户相似的贱民，许其出贱为良。“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然而，这些管理政策收效甚微，不仅是囿于人们的观念，而且整体的制度没有改变，资源分配更是毫无变化，疍民族群依然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只要存在社会冲突，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必然涉及正反两方面的镜像。疍民族群的构建，重点不在于自我认同，而是在于他者认同，大众认同和政府认同是划分疍民族群的主要力量。

　　三、“权力—知识”体系与疍民身份的消解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论证，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是通过媒体传播、语言、情感、地图、博物馆、记忆等方式被想象出来的一种共同体。如果民族或族群是经过想象构建而成，那么上述所说的民族或族群奠基标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要素。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区分族群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虽然基于一定的客观事实，并且结合诸多综合元素，但是它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两书中，分别以精神病和犯罪惩罚为例，说明权力关系如何制造一种知识体系，通过精密技术进行更为精准、有效的社会管理。譬如，古代时期精神病人往往被视为具有神力之人，可以与上帝进行沟通。然而，到了启蒙时期，权力关系构建的知识体系，则将精神病人视为不正常的人，因此往往将他们杀死。到了现代时期，精神病人被视为病人，需要进行治疗。这种变化是文明的进步吗？福柯认为是权力的眼睛加紧社会监控的力度，表面上看来管理手段变得人道，实质是通过提高技术的精准度，社会得到更为有效的监管。

　　按照福柯的“权力—知识”体系理论，疍民族群的划分和构建实质上是由权力关系造就的一种知识体系。权力行使者通过立法、文献记载、税收等方式，将疍民区分一种有别于主流民族或族群的群体。随着监管技术的发展，疍民族群的管理政策也由排斥发展到歧视制度的建立，再逐步放松。然而，疍民身份的消解直到解放后才得到真正实现。最大原因当然是国家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并且疍民族群所依存的奠基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解放之后，国家的权力话语是以平等、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内容。被剥削的阶级，工人、农民等阶级，包括疍民族群，成为人民主体。此时，原来划分疍民族群的标准，如生理、体制、生产方式等等，转换成阶级话语的重要标准，即疍民族群是被压迫阶级，应当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

　　其次，疍民族群原来的奠基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体制的变化。王朝时代，家庭制度是区分主流民族与疍民族群的重大标准。解放之后，承担诸多社会功能的传统家庭开始瓦解，逐渐发展为核心家庭，并且个体成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原子。原本就没有严密家庭制度的疍民族群一下子得到释放，更容易适应政策的变化。二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疍民族群长期水居表面看来如此浪漫，实质上是由于无陆地可居、无田地可耕的资源缺乏造成的。解放之后至1953年期间，国家在农村实行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政策，每人均可以分得房屋和耕地，当然疍家人包括在内。疍民自此开始逐渐陆居，与汉族的主流民族一样。至于捕鱼、水上运输等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职业分工，不再是不得已从事的劳作。1953年之后虽然实行集体化，却不能够改变疍民族群同化的进程。再深入探究，解放后国家实行公有化制度，土地资源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疍民与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了土地资源。至于水资源国家一概纳入了国家所有，并且国家对河海的管理更为有效，疍民族群意图通过河海移动逃避税收、规避管理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疍民族群引以为豪的独特标识已经荡然无存矣。第三，风俗文化变成了文化象征，不再存在再生产的基础和根源。象咸水歌、服饰、婚俗等疍民独有的风俗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慢慢积淀形成。这种风俗文化在逝去的时代受到歧视，是等同于疍民族群的标签。解放之后，随着疍民族群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风俗文化的再生产的根源戛然而至。当然，这种独特的文化没有立即消失，反而变得更为鲜明，因为人们对正将消失的东西往往带有惋惜之情，这些风俗文化越来越变得稀缺和珍贵，作为文化遗迹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四、小结

　　从认同理论来看，疍民族群的发展和融合，体现了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统一。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既有矛盾关系，又有统一关系。首先是三者的矛盾关系。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冲突—协调”的矛盾运动之中。其次是三者的统一关系。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人格。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古代时期，疍民族群一开始是从反抗、独立开始，在发展过程中，他们的自我认同是无差异化，意图逐渐融入主流群体。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他者认同对疍民族群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政府认同是其关键，从这一方面来看，政府对其管理政策，也存在从排斥、歧视制度化、逐步放松的过程。解放之后，当疍民族群真正融合到主流群体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疍民族群如珍稀物种正濒临灭绝。疍民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又该如何发展?会产生一种新的冲突吗？

　　从“权力—知识”体系来看，权力关系时期对疍民族群的知识构建以歧视为主题，但解放后则以平等原则为主。一旦实现了平等对待，并且疍民族群的体制、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疍民族群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我们如何对待疍民文化？

　　以上的疑问不会轻易消除，也不会轻易就有明确答案。但是，从疍民族群的产生与消解的过程，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也观察到社会管理的变化过程。如今的主题更多侧重于疍民文化的保护，至于疍民族群是否重新焕发新的生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