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形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再固定僵化，截然对立，而是互相渗透，彼此沁润。形式与内容在互动转化之间，使文学艺术作品成为“独立自足的整体”。孙中山精神催生下的中山文学，近百年的现代性发展，以其抒情形式和叙事形式的现代性嬗变，反映了近百年中山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一、抒情形式的现代性

　　辛亥革命后的整个20世纪里，中山县（1925年之前的香山县）的诗歌创作，主要是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审美形式，是带有人物自传性的现实主义写实形式，它反映着这个时期的中山人，普遍把自己真实的现实生活作为审美映像创造与欣赏的对象。但是，在中山县同一个时期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的不同，中山文学作品的写实形式也具有较大差别。从整体上看，辛亥革命至中山解放这段时间里，中山作家和诗人创作的抒情性文学作品，都具有“自传体”的写实属性，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具像化的凝练的语言，通过对写作对象生活状态的细致的、典型的描写，来寄托抒情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倾向性，抒发作家的情感。这些抒情性的作家，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从事创作的诗人和抒情性的散文作家。从中外文学史上看，本来浪漫主义的创作更加适合于抒情性文学作品，即使是抒情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依然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但是，辛亥革命至中山解放这个阶段上的抒情性文学创作，基本上很少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它们大多数是属于比较简朴和直白的关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描写，通过对典型的现实生活的细节的描写，来反映作家和诗人的感情倾向。因此，基本上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半期，中山文人创作的抒情文学作品，都是写实主义的，其审美形式是类似“自传”或“传记”式的写实主义样式。辛亥革命前期的香山作家、诗人郑观应等，诗歌作品运用写实主义的审美形式创作，基本上是根据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创作的，其诗歌作品带有“自传体”叙事诗的特点。“自传体”或者与这一文体相近的叙事方式，就成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山抒情性文学作品创作的创作思维定势和表现形式，它是这一时期中山抒情性文学作品的主要的审美形式。辛亥革命之后的李仙根、郑彼岸、郑哲园等人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他们的诗歌创作，还是他们的抒情性散文作品的创作，都带着鲜明的社会人生经历写实的审美形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山人，他们的审美方式是偏重于欣赏一种近乎描写作者自己或者作者写作对象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的形式。他们把写作对象的带有社会典型特点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作为认识的对象和感动自己的对象。这种审美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典型的是中山诗人郑彼岸，他结合时代特点，同时吸收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乐府”诗歌审美形式，开创了中山诗人创作的“新新乐赋”的审美形式。究其实质，中山人创造的“新新乐赋” 的审美形式，就是一种写实的审美形式，是在写实基础上寄托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诗歌抒情方式。他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走翠微》，真实、具体而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中山劳动少女的艰辛生活；他根据自己亲眼所见 “沦陷”时期中山人的凄惨生活创作的叙事诗歌《扫落叶》《吃垃圾》等，都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加工。中山诗人们，把对于生活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甚至把生活在日寇蹂躏下中山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把对于压迫者的深入骨髓的痛恨之情，水乳交融在对具体对象的描写和具体事件的抒情性的叙述之中，通过对对象和事件具体过程的选择、集中、描写与叙述等方法的运用，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这里，并没有丝毫浪漫的情怀，有的只是对于真实的痛苦生活的沉甸甸的细致描写和叙述。这就是这一时期抒情性创作写实的审美形式特征。

　　中山县解放至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抒情性创作，其审美形式的特征，就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山县的抒情性文学“审美形式”，由“传记体”的写实方式，转向写工农兵改造现实的活动＋写革命理想的“二元结构”的审美形式。这一阶段中山抒情文学作品“二元结构”的审美形式，具有亮丽的底色：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鲜明美丽的环境衬托、以工农兵战天斗地改造现实的生活为主要歌唱对象，等等。它是这个阶段上文学创作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理念在审美样式方面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审美形式，在写作对象上，主要选取获得解放的工农兵的充满朝气和阳光的生活，在写作方式上，把对于工农兵战天斗地、改造现实的新生活的描写，与作家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在对于亮丽生活的选择性描写中，明确地抒写充满豪气的理想情怀。这种亮丽生活描写加社会理想抒发的审美样式，就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七十年代中山创作中特有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形式，也就反映了新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人民的物质生活仍旧困难，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性的变革，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初步确立，给中国普通人民带来了精神的解放和生活的希望。像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中山人民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充满着激情、信心和革命浪漫的情怀。因此，这个阶段上的作品的底色是明亮的，色彩是异常鲜艳的，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高大、淳朴和美好的。

　　20世纪八十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中山市抒情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从整体上看，它适应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适应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的生活，其审美形式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念、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形成了具有中山地区特色的新的审美形式。中山市作为珠江三角洲明星城市，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广东经济的“四小虎”之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生活的富裕，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产生了多样化的审美形式和文学的表现形式。主要经历了革命现实主义审美形式的回归阶段，以中山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反映改革开放中山城乡新的变化的“变化文学”为代表。抒情文学作家们努力反映社会的光明面，避免反映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即使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反映了生活的矛盾，但也主要是把黑暗的一面，作为“极左”政治的产物而加以批判，不能从根本上、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反映和揭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但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抒情文学是以轻快的笔调，抒写了明亮的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审美形式里面，生活始终是充满着阳光和变化的。

　　二、叙事形式的现代性

　　中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总体上属于写实主义。辛亥革命前期的香山作家郑观应、苏曼殊等作家，前者主要创作诗歌作品，后者主要创作小说等叙事性作品 ，但都是运用写实主义的审美形式创作的。尽管苏曼殊的小说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基本上是根据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创作的，其小说作品带有“自传体”小说的特点。“自传体”或者与这一文体相近的叙事方式，就成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山叙事性文学作品创作的创作思维定势和表现形式，它是这一时期中山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要的审美形式。法国作家雨果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社会始则歌唱它的梦想,继而叙述它的作为,而最后才描绘它的思想” 在中山市的现代叙事文学作家之中，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成就较大的应该首推广东省文联主席、沙溪人刘斯奋的长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他的《白门柳》反映了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审美形式的重要转变。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曾经有过歌颂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阶段,有过叙述改朝换代和历史变迁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则有一些作品开始注重表现社会文化思想。这应该认为是历史小说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内容的一种深化和发展。过去我们许多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历史生活本身,或是描写帝王将相指陈国事兴衰的社会政治小说,或是描绘才子佳人咏叹人世炎凉的社会风情小说,而长期缺乏从思想文化角度对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和表现的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小说。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品的成功本身,而超越了原先为叙说历史而演义历史的阶段,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拓展了历史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把整个历史小说创作向前推进了。过去我们许多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历史生活本身，或是描写帝王将相指陈国事兴衰的社会政治小说，或是描绘才子佳人咏叹人世炎凉的社会风情小说，而长期缺乏从思想文化角度对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和表现的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小说。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品的成功本身，而超越了原先为叙说历史而演义历史的阶段，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拓展了历史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把整个历史小说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白门柳》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刻画了好几位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形象，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严重历史关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展示了17世纪中叶“天崩地解”式的社会巨变的历史画面。小说描写的时空比较集中，第一部《夕阳芳草》截取的是崇祯十五年（1642）一年中的事，清军八旗从年初围攻锦州松山，到年底时已长驱京畿。李自成农民军两次攻打开封后也挥师北上。小说第一部的中心情节，是描写进步政治团体“复社”知识分子与阉党阮大铖等的斗争，以及复社虎丘大会，围绕着钱谦益谋求复官替阮开脱而内部发生的分歧，多角度地描绘了广阔的生活。小说第二部《秋露危城》从崇祯17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京、皇帝自尽，到弘光元年（1645）五月扬州被清军所破，也是一年中的故事。小说通过拥立福王、潞王、桂王的纷争，写了南明小朝廷的匆促筹建和迅速垮台，写了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分化：有的奋力抗争，有的卖身投靠，有的明哲保身，以及各种思想的分歧和感情的纠葛，交织成一曲悲风四起的挽歌。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除了表面的情节以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白门柳》除了上述显性系统的描写以外，作品更重要的隐性系统就是作者所说，通过作品要“揭示我国17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写出对后来的康梁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有直接影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诞生”。历史与艺术，思想与描写，形而上与形而下，本来是一对难以统一的矛盾。要艺术复活思想，要具体描写表现抽象文化，难度是相当大的。《白门柳》的成功，却在于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能把这种抽象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要求，融入具体生动的描绘之中。小说第一部第二章开头冒襄眼中的南京街景。书中那些看来并不重要的环境描写，实际上却十分重要地勾勒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状态。这时手工业也伴同发展了，从纺丝织绢、刻字印书，到制作金银首饰、京式小刀，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这也促使了市民阶层的发展。《白门柳》就不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一些君臣贤愚、改朝换代的老故事，而是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心理、人性等诸多方面接近历史表现历史的作品。中山文学之中围绕叙述、描写一代伟人孙中山革命奋斗历程的叙事文学创作，形成了另一种“传记体”。它的主要特征在于，注重教育功能，对于孙中山一生光辉事迹的叙事和描写，关键点在于发挥伟人传记的教育性。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山作家的叙事性文学创作，大多数是作为“草根文人”的业余作者，他们在生活中的身份是干部、教师、工人、农民等，根据自己工作经历的切身感受创作小说、散文、故事和戏剧文学等叙事性作品。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从审美形式方面看，他们的文艺审美形式带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审美形式的鲜明特征，即在对于革命现实的描写和叙述之中，蕴含着强烈的革命的理想和激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山叙事性文学同样出现了一批“颂歌体”的审美形式。中山市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深化，中山社会生活趋向现代化、文明化、国家化和丰富复杂化。丰富而又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叙事文学审美形式的新变化。描写和叙述复杂生活的现代小说审美形式出现了。这种审美形式在表现方法上，往往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在表现内容上则出现了“去理想化”，更加深刻地揭示现实利益关系和感情关系的复杂性。

　　21世纪前十年，审美形式变化反映中山生活嬗变的小说作品，木之力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塑像》，成功地把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描写，与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和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有机地融合起来，多视角、多层次，广角度地反映了现代人的情感危机、信仰危机，反映了现代生活的荒诞性、浮躁性和无奈性的另一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