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能成为全国唯一的模范县试行训政，和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密不可分；而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出生的地方，地方虽小，却地位重要，成为模范县时期中山一个重要的试验田。20世纪三十年代，翠亨村内除了区公所、民居外，还有两所重要的机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农林局中山农事试验场和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山农事试验场在翠亨村杨兼善祠、杨仰仙祠、杨寅庵祠等处，中山农事试验场在杨莱礼堂处，遗址得以部分保存。它们都是中山县建设“模范”的措施，经过知名专家规划，调动了大量资源，甚至进行跨区域合作，被时人寄予厚望，是时人悉心践行中山思想改造孙中山故乡的重要成果，见证了翠亨村一段重要的发展历史，可惜的是它们长期不为人所知，遗址也没有得到妥善修复，希望此文能对未来翠亨村内相关建筑遗址的开发利用有所帮助。

　　一、中山农事试验场

　　1931年11月，农业经济专家、留学美国的博士、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担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冯锐上任后，对农林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过调整的农林局分设十系两课，其中的农艺系辖有中山农事试验场，专为研究华南重要作物。当时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农业建设上尤其强调“行政技术双方并重”，“农业建设重在实施，实施之进行须以研究试验为根据，而研究试验工作，必先有相当场地”，因此农林局在全省各地设立了多个试验场、林场等附属机构进行科学试验。

　　1931年11月5日，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农林局中山农事试验场在孙中山故乡翠亨村附近设立。1935年改名为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1937年，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拨归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接管。

　　之所以选址翠亨作为农事试验场，有多方面原因。据广东省农林局出版的《农业革命》，“本省之农事试验场目前尚付缺如”，“查中山县翠亨村有一广阔之土地，最宜作试验之用，且属孙总理之故乡，更足以纪念孙总理，特垦作中山农事试验场”。现存的档案《举办广东建设厅农林局中山农事试验场计划》“理由”表明：“惜所有试验地段，只得塘地沙地共四十余亩以供试验研究，未免太过狭小，加之土质又不得其宜，似应急行举办一规模较为完备之试验场，否则研究试验工作之进行，难着成效。兹有中山县属翠亨村毗连一带，地段多属荒芜，面积约千余亩，土宜，地势、水利、交通均甚适当，堪以辟作农事试验场，以应需要而利进行。”可见选址翠亨，一是因为农林局试验地不足，二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三是因为翠亨一带有荒地千余亩，土质、地势、水利、交通条件良好，具备设立大型农事试验场的区位条件。

　　中山农事试验场的办事处，设在翠亨村内。罗香林为了研究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到翠亨村实地调查，曾经就在离孙中山故居不远的中山农事试验场办事处住过两天。结合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翠亨乡地籍总图》，罗香林当年在翠亨村所住的中山农事试验场办事处，就是今杨仰仙祠旁边的杨莱礼堂。据民国年间记载，当时来翠亨村的游客，都没有宾馆可以住宿，中山农事试验场办事处可能当时也偶尔给来孙中山故居参观的重要客人提供住宿。

　　从现存的中山农事试验场最初规划来看，试验场规模较大，进行三方面的试验：一是在竹头园东南平坡辟地二百余亩作为水稻试验区，在海坦一带先完成堤基一处，防止海水倒灌，这样一来可得沙田千亩进行沙田稻作试验。二是在竹头园东南平坡辟地二百余亩作为甘蔗试验区。三是畜种试验，地点定在试验场对面山岗上，划地约五百亩设风緻园，进行果树、园艺、蔬菜等园艺试验，同时在场内建筑牧场进行畜产试验。规划的试验中，包括直播与移植比较试验、沙田稻作纯系种育成、沙田稻作碱性抵抗力试验、甘蔗新旧耕作方法比较试验、甘蔗品种需求水分量试验等二十余种，具备相当的专业性与技术含量。

　　农事试验场的职员，除了主任一人、技士一人、技佐并监工一人、其他人员若干外，其余技术人员全部由广东农林局派到农事试验场工作。农事试验场主任是古桂芬，他出生中山县前山的华侨家庭，辛亥前参加过同盟会，后到岭南大学农科、加尼福尼亚大学学习农学，在秘鲁开过农场，随后应钟荣光之邀参与筹备岭南大学农学院。1931年时，他担任岭南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兼岭南大学农艺系主任和广东省农林局技正兼农艺主任。^[从他的履历来看，古桂芬可以说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优秀的农学家之一，富有经营经验，由他来担任中山农事试验场的主任，可见广东省农林局对中山农事试验场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期间，古桂芬就与翠亨村的华侨农业家、孙眉助手杨德初的女儿杨桂琼结婚，派古桂芬在中山农事试验场工作，或许也由于这层姻亲和乡谊关系，更便于在翠亨开展工作。

　　1935年8月19日，广东省农林局以“该处土宜究于农事试验未甚适宜”的缘由，将中山农事试验场改为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放弃了沙田水稻耕作试验，计划蕃殖“草麻、烟叶、旱稻、绿肥、甘薯、旱生蔗以及柑橘类等经济作物”，蕃殖场的主任农林局改派黄端如来担任。改名之后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的发展状况目前未找到资料，但或许可以通过几年后纪念中学接管时期的清册窥探一二。

　　1937年，经私立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呈请，报广东省政府委员会批准，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拨归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接管，全部经费也拨归该校领支。1940年3月，因为日军侵华，翠亨等地相继沦陷，总理故乡纪念中学不得已将农场、校舍等借予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难民救济会应用。当时的移交清册里记录，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有办事处、园艺股、农艺股、畜牧股的设置，资产中畜牧养殖很少，果蔬、树木的数量众多，名目达数百种，有上十万株的规模，其中荔枝、合欢、土松、森树、琼州菠萝、新种琼州菠萝、菠萝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每种都超过了万余株。中山经济作物蕃殖场内有设标本林和温室，树木分了好几个区种植，还有贩卖大叶有加利的记载。中山经济作物科研和经济效益并重，在沦陷前保持了非常可观的种植数量，应当产生了不少的经济效益。

　　中山农事试验场由广东省农林局在中山设立，和广州的岭南大学农学院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背靠广州的技术优势，本地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932年3月，经岭南大学校长中山人钟荣光活动，唐绍仪批准中山县拨一万亩荒地给岭南大学作为农场，地点位于会同乡至牛栏坡一带，古桂芬担任岭南大学会同农场主任。岭南大学农学院在会同应用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租借了著名的美国克得必拉公司牵引机运往会同农场，牵引机重达五吨，一路引来民众围观。暑期在农场实习的农学生称赞，该场“机器垦荒为万能，断非人力所可及，尤以用机开拓场内大道，用时半刻，便成大路六百余尺，更足惊人”。古桂芬同时在两个农场做主任，两地相距不太远，岭南大学新技术的采用也会对中山农事试验场的发展有一定助益。后来，古桂芬也呈请政府购买美国克得必拉公司的筑路垦荒机供中山农事试验场使用。

　　中山农事试验场充分利用了翠亨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傍依岐关路的便利交通，因地制宜进行发展现代农业。先进行水稻、甘蔗的种植试验，因水土不合，又调整策略转向其他种类的经济作物种植；试验场重视技术人才，与岭南大学、广东省农林局跨区域合作，代表了广东乃至全国农业发展的先进水平，是广州与中山两地资源和技术互补、互惠互利开展农业合作的典范。

　　二、中山县立乡村师范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在翠亨的设立，是模范县时期中山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写照。中山县作为模范县，在全省较早设立乡村师范。根据中山县训委会第一届大会发展教育的提案，中山县教育局提出设立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师资。1929年8月将原中山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校（起源于1913年的香山县师范学校，今中山市实验中学前身，历史上几经变动、数易其名）改办为中山县立乡村师范，成立了中山历史上第一个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该校更名“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当年，中山县第二届训委会通过提案，派员往江苏晓庄学校学习办学经验。1930年冬迁往翠亨办学。1934年11月改名“中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1939年1月抗战爆发离开翠亨迁往南屏。

　　1930年10月，中山县立乡村师范迁往翠亨办学后，全校学生几乎都在校寄宿。学校地处乡村，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搬迁当月的文献记载，学校在兼善杨公祠和寅庵杨公祠之间的旷地上盖搭葵棚，将兼善杨公祠和葵棚作为教室。寅庵杨公祠充当学生宿舍，可容学生120余人。附近的仰仙杨公祠一部分作为膳堂，另一部分作为宿舍。学校没有专门设立仪器室，阅书处暂时用校舍两廊充当，计划设立农场和畜牧场。由于校舍“系乡中祠宇，地方浅窄，不敷办公”，到了1932年时，“增招新生一班，学生人数，比上年多三分之二有奇，而各生均非通学，原有宿舍，实不敷用”，所以学校只得另租民房作为学生宿舍。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开设了甲部（普师）、乙部（简师）和丙部（初级农业职业）三种学制。甲部两年毕业，招收初中毕业生及曾充任小学教师两年以上的学生；乙部三年毕业，招收高小毕业生。丙部称初级农业职业科学制四年，招收高小毕业生。县立乡师设有一个附属小学，既节约了办学资源，又方便了师范生实习。

　　1934年春，原上海暨南大学教授黄中廑受孙科委托，带了几名学生到翠亨主持总理故乡纪念学校的工作。由于纪念中学还在筹创时期，并未开学，中山县政府将同在翠亨的县立乡村师范交给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的校董会代办，由黄中廑担任校长。除了1934年春季学期外，总理故乡纪念中学至少还代办了秋季学期。自从代办之后，县立乡村师范面貌焕然一新，这和校长黄中廑的努力密不可分。

　　孙科重视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的建设，纪念中学教员的专业素养出类拔萃，除了黄中廑外，许多教员都是暨南大学一系毕业的。比如唐颖坡，是中山县唐家湾人，1931年夏毕业于暨南大学，孙科1933年初出任立法院院长时他曾经任立法专员，后来到纪念中学任老师，同时也参与中山县立乡村师范的校务，之后担任过该校校长。再比如刘毅勋，也是暨南大学毕业，曾在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做教员。有了这样一批教员的加入，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大为提高。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发扬乡村建设运动“改造社会”的精神，注重学生改造社会的能力，学生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中山地方建设与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学校把学生自治组织命名为“模范村”，学生都是“村民”，体现了让学生与乡村融合的理念和以乡村学校自治带动乡村自治的意图，践行了陶行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的主张。1934年，中山县立乡村师范曾经与翠亨乡、建设厅农林局中山农业试验场一同整修翠亨的道路沟渠，一天时间将翠亨村的道路修葺地焕然一新，让翠亨乡人叹为观止。抗日战争时，学生积极投身到抗日活动中，现在中山市档案馆保存了一份《抗日宣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宣传部制作的，学生们强烈谴责了日本的暴行。学生中还涌现了一批抗日先进分子，如林天任、谭则刚、袁世根等在同学之间发起成立A．B．C学术研讨会，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报刊，投身到宣传抗日救亡的行列。袁世根、谭则刚等几个三区的同学还在放寒假期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在本区和附近的江门、台山、新会等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募捐筹得数百元现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黄中廑作为暨南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一道放弃上海的优渥生活来到千里之外的乡村办理中等教育，这在今天有点难以想象。除了受孙科委托之外，或许还因为当时暨南大学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把孙中山的故乡翠亨乡视作建设全国乡村教育事业的试验田，想在这里树立典范，进而推广全国推动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

　　1932年，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实地游历翠亨乡之后，在《暨南校刊》上曾发表长文《对于中山县翠亨乡教育实施设计纲要》，为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和翠亨村做了一个详细规划，他苦心孤诣做这个规划，因为“洪年游翠亨乡，虽仅作短时间之观察，然欲于斯地实施建国根本之三民主义的乡村教育事业，实为一大好场所，将由一乡一邑推而至楷模全国，事固非难也”。

　　关于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他有一节专门谈到：

　　1、现有乡师年耗三万元，未免太费，若经营得法，以此款办一数校，尚可裕如。

　　2、师范生须半日读书，半日力田，如近人之所提倡，养成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革社会的精神等，一切操作列为正课，由学生躬自办理。

　　3、教育至今日，疲敝空乏可谓概矣，余积极主张，非生产教育，不足以济斯困，乡村师范生尤重有严密之训练，翠亨农村有田千亩，将来须分给师范生耕种，例如每生每年承种若干亩，随时由教师查察指导，学校视天时地利，定一标准，收获后以几成纳学校，作租税以充学膳费，几成作学生自己之生产，更有余则归入公积，以办理推广事业，其操作不力，收获不丰者，除督勉改良之外，并订调剷办法。

　　4、师范生修业期满，不即给予毕业证书，须俟服务一年后，经考核证明确能依据母校之精神努力者，再行颁给。

　　5、以前大学区制试行于江浙两省，为时甚暂，未著成效，然未可以成败论，今可师其意，具体而微，试行于县区，以余度之，其结果可操左券，例如乡师校长，最好兼任县教育局局长，于全县教育，得通盘筹划，师范生之派出服务，与现任教育中之学养较逊调回师校训练，校长既兼任局长，于师资之支配，经费之调剂，可以折中德宜。

　　郑洪年在全文为翠亨村设计了乡村师范、乡村生产中学、乡村幼稚园等多个配套实施，他希望总理故乡的乡村学校能成为全国乡村教育的楷模，乡村学校要和乡村朴实的环境相一致，让学生热爱乡村，抵抗人才涌向城市而乡村衰败的潮流。他认为乡村学校应当成为乡村活动的中心，变得社会化，担负起移风易俗、慰藉乡老、增进生产、军事训练、卫生保持等多种职能。他提出让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兼任教育局局长，赋予校长很大的权限，体现了他对翠亨村乡村师范学校的重视。从他设计的纲要来看，翠亨村设立乡村师范的重要性，甚至胜过孙科筹设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在翠亨办学时间虽短，却是中山县为数不多的中等教育学校之一，存在时期正值中山作为全国唯一的模范县试行训政，时人对这所位于孙中山故乡的乡村师范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成为全国乡村教育的楷模。然而受环境限制，该校条件简陋，发展情况离郑洪年的期待还有不少差距。不过，它践行了当时乡村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的一些主张，促进了所在地翠亨的建设，充实了中山县中等教育力量，培养了一大批中小学师资，解决了小学师资匮乏的问题；学校培养的一批杰出校友，如谭桂明、杨日韶、袁世根等，也曾在中山县的抗日战争中做出突出贡献。

　　三、结语

　　模范县时期是中山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为了成为全国楷模，中山在教育、经济、交通、文化等各位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翠亨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虽然地处农村，也成为许多仁人志士进行探索试验的重点区域，其重要性不亚于唐绍仪在中山港区进行的一系列试验。

　　翠亨与唐家虽然地隔不远，在模范县时期似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山港进行了交通、工业建设，希望中山有着更加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区域。翠亨村则进行中山农事试验场、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建设，因地制宜，让乡村更加乡村。在经济方面，利用翠亨村山清水秀的环境发展大型农场，技术与经济效益并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文化教育方面，则是希望建设乡村学校凝聚乡里，带动乡村政治、文化水平的进步，抵抗乡村衰败的潮流。让翠亨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乡村，这样的发展宗旨和民国时各地游客来到翠亨村的第一印象是相符的——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一个朴素优美的乡村，中山先生简朴的故居、宁静的故乡与他卓越的地位成就形成强烈的反差，让游客们生起更加浓烈的敬佩爱戴的之情。翠亨村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一个乡村，爱国的知识分子们选择翠亨作为改革试验的基地，是想把翠亨村建设成为中国乡村的楷模，进而推广到全国其他区域。这样的决心是伟大的，是可歌可泣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翠亨的试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只影响了乡里未能成为全国标杆，但是他们为翠亨设计的发展路径在今天看来也具有许多的闪光点，试验中涌现的重视科技和教育、因地制宜保护生态、跨区域合作等思想，依然值得今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