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数十载，除践行不挠之外，也在不断思考和精研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推翻帝制这一伟大事功之外，还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供后人分析借鉴。先生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其中有关教育的思考虽然未经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但因其关系到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改造的总体思路，故应予以重视。在教育领域中，先生突出强调的三点即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在三项之中，德育尤应引起关注，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也是中山先生提及最多的问题。德育简单而言即为道德教育，或者为人树立、培养高尚道德的教育。中山先生何以看重德育？要欲以何种道德育化民众？又将以何种方式推行德育？若我们把这些问题设置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即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掌握中山先生思想的精髓和转化的过程，也可以对那段复杂诡谲的历史有新的解读和领悟。

　　一、德育的重要性

　　德育之行为在育，目标在德。其重要性根源于道德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对国家和国民有深沉而浓烈的感情，实现国家之富强是他始终不渝的目标。他创设三民主义，编纂建国方略，目的皆出于此。但关于国家建设，不仅是制度的更变与创新，先生亦非常朴实地认为“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所谓改良人格，即为通过各类德育的方式实现我国人格的提升，借以实现国家改良，以此为国家的本和源。这观点实际并不深奥，相反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政治家，尤其是儒家，向往德治的特征。虽然先生一生致力于武装推翻满清帝国，但是对于德化、德育和道德国家的问题，先生却反复强调，他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因，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段论述实际阐明了他对于革命、建国和强国的一个基本思路，武装的暴力革命，只能实现国家初创，文化和制度建设方能够使国家稳定和发展，但若为长治久安，则最终要回归到很好的道德。毕竟人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人的发展恰体现在“很好的道德”，故塑造很好的道德，就必然要重视德育。在此层面上，先生已将德育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之上。

　　不惟国家如此，政党发展亦然。在国民党成立之后，怎样保持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是孙中山先生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却又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革命同志产生矛盾，亦要求党员宣誓，足见其对先生困扰之深。在没有得到苏联和中共的有效支持和帮助之前，他的答案也不得不重新回归道德建设，他反复强调革命能否成立，“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他的这种思路事实上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基本一致，仍然倾向认为对于政党而言，成员的道德高低直接关乎政党的力量和长久，因此革命党人要有高尚的品德“倘使丧失党德，则国家前途无限危险”。由于道德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和政党存亡，因此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二、德育的核心内容

　　通过德育培养道德，那么这种道德究竟应有何种内容？孙中山先生没有对什么是“好的人格”，什么是“很好的道德”做出非常系统的阐述，他对道德品格的认知散落在不同的文稿和演讲之中，归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其一为“立志爱国”，另一是“优秀的中国传统道德”。

　　（一）爱国之德

　　爱国是孙中山先生始终强调的优秀品德。就其言论分析，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爱国”是个人品格的核心内容。借助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中山先生认为国家能否实现强大昌盛，取决于人民是否皆有爱国之心，“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这种爱国具有普遍性质，国家兴亡成败与国民爱国之心紧密相连，因此爱国之心意义重大，是现代国民所必备之素质品格。其次，则是爱国的体现，中山先生认为爱国即主动担负起国家责任，是故“我国之能否富强，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国民之责任耳。”担负“国民”之责任，一方面说明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也将会成为一种义务担当，另一方面则说明民众的爱国是因为不再是奴隶，而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即应“知中华民国乃自己的民国，非政府的民国。”最后则是要以国家至上，中山先生强调“家和国是什么关系呢?各个家庭都要靠国才可以生活。国是合计几千万的家庭而成,就是大众的一个大家庭。”他指出国家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所以为实现大家的利益，为大家之事业，不必计较私人之利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他侧重突出人人对于国家社会，应有凡国家社会之事，即我份内之事的清醒认识。甚至有时泛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所有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利益”。他认为，只有当人人有了这样的觉悟后，国家社会乃能日臻于进步。

　　这种论述意义重大，爱国之情怀在中国自古有之，但究竟何为爱国，却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问题。中国传统道德谱系中，爱国即与“忠”高度类似而至同义，它往往是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的才有机会具备的品行，普通人群，或通俗所谓“百姓”是否也有爱国情怀则很难把控，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缺乏具体的评判标准。从事农耕的的底层民众又怎样体现其爱国之道德？孙中山先生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爱国之所以是全民性的，每个人都对国家具有一定的责任，而只要承担起这种责任，就是爱国的体现。他力图使爱国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必壮怀激烈，而是可以在日常行为中即得到体现，希望“人人对于国家社会，当视我个人与他人组织而成。凡国家社会之事，即我分内事。”具体而言，中山先生的“爱国”又体现在“均宜立志夺回政权，实行改良政治”和“使国家日臻强大，日臻盛治。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爱国的“国”该如何界定。孙中山先生毕生所持革命事业，固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但他所推翻的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如果“爱国”作为国人必备之品德，那孙中山的行为就缺乏合理性。其中蕴藏着更深的逻辑矛盾，孙中山如果不将自己视为清帝国之民，则其所领导之武装推翻政权行为即无所谓革命，如果承认自己的清帝国臣民身份，则其行为必不属于爱国。因此，孙中山必须厘清清帝国政府和其所为爱国的“国”之间究竟为何关系。换言之，他必须为“欲救国保种，故提倡革命”的行为和理论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孙中山先生最初的理论，在于强调国家应具备民族国属性，因此清政府的国家机器是对汉族国家的侵略，“国”的政权属性被弱化，民族、历史和文化属性在增强，是故方有恢复中华之说。但中山先生应该很快就发现这种思路的不妥，倘以民族而论，则日后成立的共和国将缺乏对蒙、满、藏、回等地进行管辖的基础，则该共和国对列强侵略对将无对抗的法理，这将直接影响共和国自身的合法性，所以他又要提出五族共和的理念。实际上，恢复中华的重点为中华，而五族共和之侧重已在共和，这个转变也是中山先生自己思想的重要变化。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之心是明确的，这在其接受西方思想熏陶影响之后，至少没有证据体现有丝毫变化，但是他对推翻满清的重点则具有变化。推翻满清，当然因为其腐朽不堪，外不能抵凌辱，内不能抚黎民，但是造成其腐朽的根源何在，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早期的孙中山似乎将其更多地归结于民族问题，因此他才对太平天国具有倾向性的偏爱，即使太平天国在制度上的不完备和生活上的腐朽非常明显。从这一点上说，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思想尚未十分深刻。他也曾指出爱民国之品德在于民国是人民之国，而清政府则是压迫奴隶民众之国，在清政府只有臣民，而无国民，故应予推翻。这思想比民族国的理论更为先进和具有民主性，但同样具有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具有爱国性质的人物，都会被这一理论排除出爱国者的行列，这种观念冲击同样是孙中山无法承受的。因此，中山先生关于“爱国”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相对模糊的“中国”概念。

　　谈起“中国”，则问题更加复杂。这一概念本身就有复杂性或者说包容性，它有其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有以华夏汉人为主体的种族范围，亦有延绵不断的文化传承。但究竟何处为“中国”，谁能代表“中国”，谁有权治理“中国”，皆难以定论。但这个概念最大的优势在于多方的兼顾，有广大之范围而乏明确之标准，同时弱化了政权属性，不再强调个体的政权归属，涵盖了尽可能多的群体。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界定，因此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爱国”就可以有多重的含义。而在民族危机之时刻，孙中山先生的爱国就落实到免于被外国奴隶，被外国所压迫。清政府之所以必须被推翻，也因其无法使国民免于被奴役。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的合法性根源，也是因为其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承担引导民族走向昌盛的责任。“救亡图存”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涵盖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含义，也具有极大的社会吸引力，因此对于“爱国”的德育，目的在于从政治伦理上动摇清帝国的统治基础，使广大革命者和民众认可孙中山革命行为的合法性，拥护共和国体。

　　孙中山先生有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所以在其道德体系中，对国家的热忱和忠诚是排在第一位的，因其毕生在探索建立共和国之道，亦清楚民众的支持是立国之根本，他思想进路在于，若干次革命无法取得根本性胜利，民国肇建之后命途多舛，根本原因广大民众不坚定支持革命、拥护民国，而不拥护的原因又在于无法准备判断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一事当前，往往先谋求己利，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知难行易，即人民没有意识到，国家和自身的关系，所以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家和国的关系。客观地说，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国家利益的观念并非中山独创，实际在中国近代开启救亡图存之探索后，这种观念被普遍的接受，变法改良者、民主革命者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都有这种观念，但牺牲个人利益以实现集体利益真正发生时，亦非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做到，需有真正信仰者不能为之。孙中山的德育在本质上亦是一种国家信仰的教育，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信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乃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仰。

　　（二）优秀的传统道德

　　除却爱国这种比较抽象的品德之外，孙中山先生的德育体系也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即中国的一些优秀传统道德。他曾经谈及“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的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从这论述便可得知，中山先生对于民族传承的高度重视，他理性地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民族精神，也就是“好道德”进行区分，他虽然坚决反对帝制，但对在帝制背景下形成的品德却没有一概予以排斥，这一种“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时代特征，贯彻了他的思想体系。

　　至于中国传统的好道德，即指儒家的道德要求。就自身道德品质而言，即为忠孝仁义，而至于个人发展而言，则为修齐治平。对此，孙中山先生有明确的论述，他曾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此外，先生还指出“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他将由修身、齐家而治国的儒家路线与中国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将儒家的道德追求视为中国知识的一贯道理，将其和民族的精神与地位进行关联，换言之，修身的重要内容即为德育，而德育的重点是恢复固有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德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重视已经非常明显。

　　自鸦片战争后，我国人以不同之路径探索救国之道，其中不可回避的便是中西分野之问题，置身于世界潮流之中，落后国家不可能完全独立探索而不借鉴外埠之经验，进而必然产生如何学习、学习多少的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乃至最终的中国共产党，其路线选择的本质均为协调外来器物、制度、文化乃至思想与本国文化和国情之关系。每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和思想巨擘，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最初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是故驱除鞑虏成为首要纲领，建立民国反而居其次要，但这种革命显然不能够具有拯救国家的独立意义，因此真正确立孙中山先生历史地位的事业是为民族确立共和国制度，而该制度在形式上立宪而无君，较之以往的改良主张更显激烈，在确立此种外来制度后，是否还能保留中国，是否要将中国的文化连根拔除，也就成为孙中山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此，中山先生关于德育的思想，实际也是对中国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他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深入到了国家组织形式的制度层面。但他对保留中国本身的文化传承亦存在强烈的责任感，所以坚定强调传统优秀人格的重要，将它作为国人德育中的重要内容。尊儒即遵孔，孙中山的德育也要向孔子回归。令人惊异的是，孙中山和袁世凯在民众道德培育问题上或明或暗地回归到孔子。如何理解其中之意？以后来视角观察，袁意在称帝，故以“尊孔”为先导，制造舆论，而中山先生毕生反对帝制，何以也要以孔子的道德对国民进行德育之启发？如果只从传统道德视角理解，可能仍无法充分理解中山先生的深意，必须将其引申至革命本身，方能做出更准确的分析。

　　先秦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于周公之治，也即西周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则为封建，诸侯在尊崇天下共主的前提下，对各自的封地进行管理，而共和亦不排除在共同遵守宪法的基础上，地方在服从中央的同时，保持相对的自主权力，因此，在国家组织的形式上，封建与共和具有相似之处。中华民国之成立，实是诸多地方实力派博弈之产物，无论是国民党抑或北洋军阀，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取得在实质上统一全国的能力，这种情况即使在先生逝世之后亦未发生根本之改变，因此在认可地方自治权的条件下，以共同宪法为基础，实现共和国家的缔造，是中山先生最符合实际的选择，从他积极联络各方势力以谋求合作的行为分析，他个人亦接受这种做法。当时中国实力人物，均因乡土而起事，皆为依靠地方资源的实力派，无论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共和或者宪法，但从本质上，其地方实力的组织形式、财政兵源以及情感纽带均为中国传统模式的庚续，而孔子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孙中山也需要通过认同孔子来表达其共和的主张。因此中山的尊孔与袁的尊孔有着明显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认可传统道德的很多内容，但也主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强调“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尤其重要的是，他敏锐地发现，在漫长的帝制时代，道德体系的建立实际围绕着忠君开展，如果不加甄别的继承传统道德，就很有也陷入袁世凯的复古闹剧，对此，孙中山有着非常深刻的洞悉，他一阵见血地指出过“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这里坏透了的孔学家，实际上就是完成对忠君鼓吹的孔学家，这是孙中山不能接受的，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并没有忠于君主的容身之处，他始终强调他所谓的忠，是“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实际上，在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观念中，忠并不是具有核心地位的观念，它是“仁”、“义”所统辖下的处理特定关系的道德规范，然而在中国帝制确立后，传统儒家观念在不断服务帝制而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将对帝王的“忠”抬高至道德系谱中最首要的位置之上。因此一个共和制度的倡导者，在探讨“忠”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含义重新做出解释。孙中山的路径相对简单，他将忠的对象进行了调整，由对一个人的忠上升为对国民群体、对国家的忠，这就与其一直以来倡导的爱国观念有机整合在一起，对民国之爱正是新时期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扬。

　　（三）孙中山的德育观与“中体西用”

　　孙中山先生毕生倡导“博爱、自由和平等”等具有比较典型西方色彩的社会价值观念，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另一种道德追求。从德育的视角可以观察到先生对道德，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认同，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更深的思考和理解。无论是推翻满清统治，抑或建立共和制度，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孙中山仍然认为道德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终归宿，政党乃至国家的兴亡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党员和国人的道德水平，道德的可塑性成为革命成功和制度有效的基础保障。“每个人的道德提升”就是德育、教育甚至整个国家工作的目标。以此观之，孙中山先生贯彻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即支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根本要素是“人格”也就是“道德”。孙中山在中国传统理论上更进一步，他想要说明，不仅仅在“王朝”和“帝制”时代，而是无论国家性质如何确立，政权机构如何组织，道德的价值具有永恒性。

　　从这个层面而言，先生对于革命、建国的思考仍自觉接受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在革命观念上，虽然孙中山先生深受西方影响，但却仍然是传统的中国“改良”理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山先生仍然选择了中体西用的路径。“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引领中国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先进份子，无论归属于何种阶级或者社会团体，也无论对西方的学习是技术、文化、制度乃至思想，他们都曾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与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皈依，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摆脱中国去学习西方。中国是体，西方是用，是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的思想发展，体用之争固然是中西之辨，但实际也是体用结合的过程“中体”就是要了解中国，“西用”则是去改造中国，既然只是改造而不是毁掉重建，就意味着必须保留中国的因素，洋务派要保留整体的政治制度，维新派则认为要保留皇帝这一国家象征，而中山先生则主张保留固有的道德，以极好的人格服务全新的国体。从这一层面而言，德育是文化的庚戌，是中国的传承。

　　（四）孙中山的德育观与知难行易

　　还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德育之所以被孙中山先生高度重视，也正因为他一直倡导的“知难行易”，事实上这一论断并非具有普遍性，而需要依托在革命背景之下。先生在多次举事未获成功之后，提出“知难行易”的思想，是其对多次革命行动难以竟获全功的反思，他认为革命无法获得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支持，乃在于无法深知革命道理，不能奋力推行。他深感革命无法成功乃因为同志貌合神离，未能同心戮力，而造成该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对革命的神圣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所以爱国之德，就必然成为对革命的极大热情，而针对爱国之德育，也就成为了培养革命意识的过程。关于“知难行易”的问题，孙中山曾经强调“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所以德育的重要性，就是要帮助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者逐步认识到革命之意义，就是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可进而支持革命之难。他自己也说，“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因此，讨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德育思想，不能脱离“知难行易”的认知理论，更不能脱离孙中山矢志革命的人生经历。

　　如果放宽观察的范围，“知难行易”非惟孙中山先生独有之感悟，中国近代史几乎所有的论争，围绕同一个救国主题，也同样为解决拥护问题。“知难”实际是思潮纷涌的动荡时代确立话语权的艰难，而话语权的胜利，带来的是支持者力量的优势。囊日学者多有谓中山先生的革命没有发动中国革命性最强的最广大底层民众，实际上从先生的德育思想分析，他也希望调动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否则何必反复言及对后知后觉的引导，又何必畅谈“人人之于国家的责任”。当然，以现在之目光观察，孙中山先生将底层大众视为后知后觉者，固有其狭隘和局限，但这种错误认知其实并非其天然所具备，而是在不断革命实践中产生，先生对于这种认识亦应该是非常痛苦与无奈，也仍然折而不挠地要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改变。这才是先生一切德育观念的根源。

　　三、德育的开展路径

　　孙中山先生不仅在德育的内容上有完整的思考，他对德育具体实施的方法也有思考，将立志向学作为提升道德水平的根本途径。对于“立志”，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有论述，他说“立志则有希望，不立志则无希望。”至于立志的内容，则为“立志救国之一念”，即先生所最重视即爱国，立志为国家服务。通过确立坚定的志向，不断将国家观念在意识中进行巩固。更需要指出的是，先生重视“立志”，实际也本源于其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志向”的重要在于其能够指引学习，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

　　先生在德育的实施上还高度重视教育改革，他强调教学是国家根本和命脉，国民革命的胜利需要大量有着国家情怀和高尚人格的同志参与，而同志的培养和塑造又对国家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发展教育就成为国家重要工作之一，“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何以育才而培国脉。”^[24]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无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抑或蒋介石政府，均高度重视教育问题，都在利用有限的资源对教育发展进行供给，民国时期品行端方，造诣匪浅的学者频出，堪称大师者亦不乏其人，应与之也有一定关系。

　　发展新教育也是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孙中山非常不满传统中国教育僵化学人思想，以为政府培养官吏为使命的传统教育，受众者少，内容单一，将知识作为取媚于君主的方式，从而使大量读书人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国家和种族意识，不仅没有为国家培养出栋梁之才，反倒退化成为一己之利而蝇营狗苟之辈。孙中山需要教育为中国培养出具有国家意识、革命精神和高尚人格的学子，不再是为做大官，而是要做为贡献人类之大事。他说“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并痛斥传统的经学教学，“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只一书锥而己!”事实上，当教育的内容被固定化乃至僵化时，人的思想就会收到钳制，健全人格的培养就会被功利主义所取代，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重视道德却无法为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此分析，孙中山已将对德的追求寄寓在对教育的改革之内。

　　正因为他清楚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巨大弊端，故更重视教育的改革问题，他反复强调高尚道德的培植在于教育目标、教育方式的深刻改变，“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孙中山是这样思考的，也在不断按此思路加以实践，他在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即提名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并亲自指示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则、条例，把发展教育视为国民革命事业的“具体目的”。

　　四、孙中山德育思想的历史之弊

　　孙中山先生常以育德作为提升政党和国家的关键，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融合的共同特点，又有先生对革命实践的反思。德育的问题，更根本的是救国之路的意识形态指引，或者说指导思想究竟合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孙中山与共产党人产生重要区别，他更侧重于国家和集体利益，所以其要求国民党成员“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事实上，孙中山回到了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儒家文化，在他看来，国家的前途出路是需要国民党以爱的方式为民众谋求，而民众之所为在于“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的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民众所要做的，是等待革命胜利为他们带来福利，这是孙中山始终没有改变过的革命观点，所有“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路线图，所有诸葛阿斗的比喻，无不出自于此观点。所以孙中山的德育之思想针对不同的对象，实际有不同之要求。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则在更具有历史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目标。同时，共产党早期领袖群体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在借鉴外埠思想领域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强调带动劳动大众共同置身于革命洪流，成为革命主体，自己掌握命运，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尤为明显，两者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发动程度亦有悬殊，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共在今后岁月中较量的结局。

　　由于指导思想的差异，在如何发动社会大众力量的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和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孙中山对于民众的启发以支持革命为目标，从爱国出发，回归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品质，他绝不是不关心底层民生，而是要他们支持革命后，分享革命胜利的成果，所以孙中山最后的思想层次也只能停留在扶助农工，而不能也不愿再向前一步。中国共产党则贯彻了群众的路线，更加关注对民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号召民众直接拿起武器，参与革命，争取和巩固革命成果。

　　至于造成着这种差异的原因势必复杂，不能单纯以阶级性质加以分析，从思想层面分析，孙中山先生似倾向认为当权者不以民馍为本，贪恋权力财富不能自拔，使得民不聊生，因此他常在讲话中谆谆告诫后学，“中国的将来，中国的命运，这些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你们要学科学、要爱国。”^[30]他还教导革命青年“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31]而所谓的大事，其实就是“有一种具体结果，贡献到人类”^[32]可见为国家、民族之贡献，是孙中山先生毕生之所念，也是他德育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面临崩溃边缘的时代，他仍然寄希望于以传统的道德政治模式配合新进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理想虽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但实际上已无法适应时代选择的需求。

　　结语

　　孙中山先生不是严格的教育者或者教育理论家，他对德育的见解和思考，起源于他对道德重要性的认知，而道德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其在政党建设、革命运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先生关于道德教育之思想并未经其系统论述，很多想法也因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付诸实现，而且先生关于德育以及其他教育的思考，并非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做出，其意在为服务其革命和建国事业所开展，故仍要服从其宏观的政治思想，同时也需要平衡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和思潮，因此个中结论也并非不刊。但必须注意到，先生的德育思想中所表达出的重要信息，说明包括先生本人在内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者，仍在探索一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结合的道路，他们认同西方的共和体制，同时也致力于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支撑这一体制的因素，这种指导思想上的模糊与混同，既根源于他们与中国社会中有产阶级无法割断的联系，也有复杂革命环境的影响，但它却使这一派社会力量难以彻底对抗阻碍中国社会变革的各种势力，无法跳出中国传统政权的循环模式，更无法真正以人格的普遍培养而实现国家的复兴和稳定发展，于是成败兴衰之变，在诸多细节中孕育并逐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