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畜饲养。埔田辖区内民间的禽畜饲养历史悠久，饲养畜禽以求积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猪、鸡、鸭、鹅为大多数，牛、羊、兔、山鸡为需求饲养。清末至中华民国期间，饲养技术落后，疫病无法防治，饲养业发展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埔田辖区内的乡、村各级党政派员参加揭阳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畜禽饲养员、疫病防治员训练班，开展耕牛防疫注射，引进畜离良种，建立禽畜示范场。1957年，埔田乡设立畜牧兽医防疫员。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一疫出现“一平二调”风，社队之间无偿调动耕牛，不少私养猪、禽无偿归集体饲养，养猪方针由私有私养为主变为公有公养，全面掀起大办“万头猪场”热潮，号召发射“卫星猪”、赛大象、给畜牧生产带来巨大损失。1959年，纠正生猪饲养做法，把部分公养猪分给社员饲养。时，埔田公社各大队（村）、各生产队的集体饲养的生猪大多分给社员饲养，贯彻“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发展养猪生产方针。1960年，政策又有起伏。当年，省、地、县虽有下拨饲料粮，但又碰上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食紧张，饲料奇缺，养猪数量、质量下降。1963年，埔田公社成立畜牧兽医站。公社领导亲抓，全面贯彻实施中央《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下放公养猪给社员饲养，允许社员发展母猪，结合处理“共产风”赔退，兑现社员售猪款、积肥款、自留肉，分配养猪户饲料地，从资金、种苗支持困难户，调动了社员养猪积极性，使畜禽生产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埔田公社年终存栏生猪10196头，家离4.36万只，比1957年分别增长4倍多和8.7%。“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限制、禁止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收回社员饲料地，提出社员饲养家禽3只者是“社会主义”，饲养5只以上者是“资本主义”，对饲养畜禽较多的农户，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予以斗争批判，严重阻碍畜禽生产发展，造成较长时间畜牧业生产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后，全面拨乱反正，贯彻执行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1979年，公社辖区实行肉猪派购，任务到队，派购到户，逐级包干，超奖缺罚的政策，体现多养猪多留肉。1980年，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推行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1981年，辖区内生猪饲养量32609头，出栏量16099头，饲养量为埔田辖区历史上最高年份。1985年，全区生猪饲养量29392头，出栏量14080头。耕牛年终存栏954头。家禽饲养量14.25万只，比1957年，生猪饲养量增长2.5倍，耕牛存栏减少55头，家禽饲养量增长2.5倍。

　　1992年，埔田镇的畜牧业生产围绕牧业增产，农民增收，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从“猪禽并重”调整为“稳定猪禽生产，积极发展特禽和草食动物”。随着畜禽品种结构的变动，市场需求与经济效益的不稳定性。2011年，全镇生猪饲养量13586头，其中，出栏肥猪8243头，年终存栏5343头。耕牛年终存栏262头，山羊126只；家禽饲养量90.2万只，其中，年终出栏（自宰和销售）35.94万只。

表2-17埔田镇历年畜牧业生产情况表.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