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客家人喜欢把自己的父亲尊称为“老革命”“老政府”。而我心目中的父亲陈远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教书先生，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老革命。他离开我们，已经有整整十八年了。

　　教书革命立大功

　　小时候，在我心目中，父亲陈远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学教师。他在兴宁石马镇中心小学任教，他上课喜欢讲故事，特别受学生们的欢迎。对一些顽皮的学生，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很多被认为难以调教的孩子，在他手里都能改变顽劣，健康成长。我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梅州，还是在深圳，常常碰到父亲的学生，一听我是远才老师的儿子，都显得格外亲切，都无不激动地说：“您父亲上课，是全班最安静的时候。他讲的故事形象生动，我们至今都还记得。”

　　1994年我刚调到深圳工作时，碰到时任罗湖区委统战部部长的同乡何秋宏。他对我说：“你父亲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兴宁刚解放那时他在我们村做宣传工作，有一帮七八岁的孩子总喜欢跟在他后面跑，因为他腰上总是斜挎一支驳壳枪，让孩子们特别羡慕。他宣传革命道理，不是讲故事就是唱山歌，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尤其是唱山歌，声情并茂，群众非常喜欢。记得1949年7月的一天傍晚，兴宁县委正在石马枫林排村里开会。突然有人说：看，石马圩上有那么多‘秆圆子（干禾秆）’。远才老师拿起望远镜一望，发现是一群国民党兵在集合，原来是逃窜的‘胡谢匪’突然袭扰石马。在这危急关头，他果断建议会议转移，带着同志们从郑塘方向撤离到安全地方，使兴宁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何部长还告诉我，兴宁解放前夕，游击队的武器弹药不足，我父亲和战友们设计抓了一个国民党少将的宝贝女儿，以她为人质，换取了五挺机关枪和数千发子弹，为兴宁解放立下大功劳。

　　我非常感谢何部长，是他在我心目中树起了父亲一个老革命的形象。

　　父亲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出生时，我爷爷就远赴南洋谋生，从此杳无音信。是祖母含辛茹苦，把他和我的伯父拉扯大。最难得的是祖母只字不识，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她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辛勤耕作，千方百计供我父亲读书。正是学校的学习生活，让一心向往光明的父亲接近了党组织，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1940年5月，19岁的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里，他一直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种子，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42年10月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他巧妙机智地掩护一大批共产党员安全转移，受到党组织的表扬，为党组织在兴宁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后来，他按照上级指示，化名陈柯明，潜伏到韶关一支国民党部队中担任文书。然而，正是这段历史，让我父亲在“文革”中历尽了磨难。

　　“文革”蒙难志弥坚

　　父亲因长期以教育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7日由兴宁县民主政府任命为石马区校校长。翌年由兴宁县委调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他以陈柯明为笔名，积极撰写反映“土改”工作的稿件，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工作团聘请为《工作简讯》特邀撰稿人。

　　“土改”时期，我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却被冠以“柯明路线”的帽子，受到批判，被免去了校长职务，成为普通的人民教师。“文革”初期，又被下放到乡下的小学任教。我上小学六年级那年，“文革”浪潮汹涌，每天都有许多所谓的“黑五类”被批斗、游街、戴高帽子，父亲也受到冲击。

　　记得有一天，父亲已经连续三周没回家过周末了，母亲和我都非常担心。那时，教师在工作日都得住校，只有周六下午才能回家。周末是我们家团聚的日子，更是我和弟弟们最高兴的时光。每到那一天，母亲都会早早摘好新鲜蔬菜，菜也会多一些，至少有一盘黄灿灿的煎鸡蛋。在当时农村生活还非常贫困的日子里，平时都是吃粥，这天则破例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可以说是难得的丰盛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完晚饭，我们几兄弟就围着父亲玩成一堆，闹着要他讲英雄人物的故事，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亦快哉。而今，好久不见父亲回家，真让人担忧。

　　第二天，我决定去父亲任教的学校找他。快到学校时，我看到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叛徒陈远才！我一下子惊呆了。父亲怎么会是叛徒呢？一定是搞错了。在我一再要求下，造反派同意我见了父亲。父亲依然是那样的乐观，他让我告诉妈妈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组织上一定会弄清他的问题的。

　　此后，父亲就进了“牛棚”。一年后的一天，终于有了好消息。在石马中心小学教书的叔伯兄长告诉我：“你父亲的问题搞清楚了，很快就会解放出来。”原来，造反派找不到父亲叛变革命的证据，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父亲带到石马小学后面的宝祗岗上他们事先挖好的一个大坑面前，威胁他说：“你是不是叛徒？承认了就放你，不承认，就在这里把你‘专政’了！”我父亲宁死不屈。造反派只好说：“死到临头还硬到底，看来真的不会做叛徒。”于是只好把他放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意志坚强的老革命。

　　节俭嗜书家风正

　　父爱如山。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有六口人是农村户口，只有父亲一人“吃国家粮”。祖母年迈，四个小孩，家里能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就我母亲一人。母亲非常勤劳能干，犁耙辘轴百般农艺精通，尽管经常腰痛，她每年挣的工分都是村里最多的，但年年生产队分红我家都超低。幸得父亲月月“有禾割”，有47元多的薪水。家里生活虽不宽裕，也还算过得去。父亲每月用钱都很有计划，总是省吃俭用。夏天为了省钱，他就剪蚊帐布给我们兄弟做短袖衫，虽不怎么好看，但也通风透气。

　　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上小学一至三年级，是跟着父亲在石马一小上的，大弟弟也跟着上一年级。那时因为缺粮，每餐只有二两米的饭，加上没有油水，我们总是半饥半饱。有一次吃午饭时，发现弟弟不见了。我与父亲一起去找，结果在街上看到弟弟在捡香蕉皮吃。父亲并没有骂他，而是把他抱在怀里。

　　从此以后，每当吃饭时，父亲总要省下一勺米饭给弟弟吃。这就是我的父亲，慈祥、博爱。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待人总是和风细雨，从没与人红过脸。村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尊重他。他常对我们说：“做人怎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呢？那就是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他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你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他与母亲风雨同舟五十余载，互敬互爱，被中共兴宁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授予“优秀金婚”的称号。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唯独对书情有独钟。他嗜书如命，视书为宝，以书为伴，读书为乐。尽管经济并不富裕，但每月拿到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到书店买书。书店经理一旦到了新书，也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日积月累，父亲的藏书有好几千册，他专门设置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图书室。记得“文革”时父亲进“牛棚”前，我去看他，父亲悄悄对我说，一定要保护好他的书籍。我回家后，立即把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和《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当时走红的一些书籍摆到书架前面第一排。果不其然，不久便有造反派来搜查。幸好我认识带队的，是当时大队“文革”的负责人陈森灵，便对他说：“我父亲的书都是好书，都是革命书籍。”他看了一下，便说：“走，这些书不用查。”于是，父亲的书籍终于幸免于难，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1981年，父亲离休后，基本上都是在图书室里度过的。他对书籍非常爱惜，一买到新书，就用厚纸皮一本一本包装起来，别人借书还回来，如有破损，他会细心地进行修补。他像一个很专业的图书管理员，将书籍分类、编号、造册，编辑藏书目录。谁要是想借什么书，只要说出书名，他可以马上从书柜中随手取来。我也喜欢读书、买书、藏书，完全是受父亲的影响。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就让我读艾思奇《哲学的贫困》，里面农夫和牛的故事教会了我换位思考，让我在与人处事、工作生活中受益匪浅。1999年12月，我家被中共兴宁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授予“优秀书香家庭”称号。2002年1月，父亲在弥留之际，最重要的嘱托，就是要我们保存好他的藏书，要世代流传。而今，父亲的图书室成了兴宁市图书馆的乡村图书室，继续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作用。

　　父亲的一生，是磨难的一生，在苦难中长大；是磨炼的一生，在烈火中成才；是耕耘的一生，在讲台上奉献；是求知的一生，在书中探寻真知。父亲的一生，是受人尊敬的一生，是值得骄傲、自豪的一生。有诗曰：

　　早年革命求新天，

　　探寻真理志弥坚。

　　为人师表育桃李，

　　唯有书香世代传。

　　陈远才简介：

　　梅州兴宁石马镇人，1921年10月出生，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播撒革命种子，引导培养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兴宁的解放立下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陈远才长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在30多年的教坛生涯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为人师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芳香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