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思明，1925年生于兴宁福兴的梅子村，因家境贫寒，凭着半工半读念了高中。1946年他在小学当教员，积极靠拢当时在学校秘密活动的党组织，1947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家乡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在九连山一带坚持了三年的艰苦游击战。曾任九连区工委武装工作队队员、武工队队长等职，后调作战部队青山队（连）任副指导员、指导员，经历多次战斗。1949年随部队解放广州，1957年从广州调至汕头边防检查站，1959年转业到汕头金山中学，任全市第一个中学的专职党支部书记。

严守党纪 传红色家风

到我开始记事时，父亲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了。我后来才知道，自己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患重病几番住院抢救，为免渡海麻烦，以便照顾家庭，父亲从与市区隔海相望的省重点中学金山中学转调到市第三中学（现聿怀中学）。他在聿怀中学工作的情景，我几乎了无印象，我家房子后窗正对着常用来开大会的篮球场，与另一边的戏台相向而对，依稀记得的是，有好几次父亲在台上讲话，还有就是有几回他带我到教工俱乐部。再有个较完整的情景：当年大家煮饭烧的是煤球煤饼，每顿做饭时得先引火点着煤料，最好用的引火燃料是做木工的废料刨花，学校有个木工室，好像还有两个工人，每天都有课桌椅修理等木工活，自然有不少刨花。有一次外婆要了些刨花回家来，和父亲遇见了，父亲说那些是学校食堂作燃料的，私人不能拿，一定要外婆将刨花送还木工室，弄得外婆很不高兴。

童年时候，我更多见到的是父亲严肃的脸，正当壮年的他整天都忙于工作，在家的时间远比母亲要少得多。1963年父亲奉调创建汕头市技工学校，担任第一任校长，吃住多在学校，后来听他与当年的学生聊天，才得知，针对当时部分生源来自社会的往届生，思想相对复杂，父亲有一段时间与学生同睡在宿舍里，和他们谈心交流，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回忆绵绵，往事依依。20世纪70年代，父亲随单位迁移到饶平县。1975年，我在饶平二中高中毕业，那时毕业的出路几乎就是“上山下乡”，我因为腿有残疾而留城，按政策是可以安排工作的。在小县城如父亲这样的县团级干部并不多，当地有关人员主动询问是否要安排我参加工作，父亲婉拒了，说他即将调回汕头复办市技校，我的工作安排不再麻烦当地部门了，待回城后再说。可待到我们一家人迁回汕头后，我的工作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落实。有朋友劝说父亲，反正你自己的单位刚复办，需要进不少人，让自己儿子到学校来就好。可父亲说，我在这里怎么能先安排自己的亲属？再说和家属同个单位不利于工作。结果，我待业3年多后才由劳动局安排到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当了一线工人。不仅如此，母亲原来也是技校的干部，从饶平调回汕头时父亲也让母亲去了工厂，理由也是便于工作。那个年月，子女安排进父母所属单位工作是普遍的现象，可父亲前后在技校当了20年的校长（中间有几年因单位搬迁在饶平工作），我们家没有其他哪一个到技校工作。我还听父亲的同事说过一件趣事，单位复办时经费紧张，父亲和这位同事一起出差到广州，为节省竟然住在小宾馆里仅有一张床的标准间，弄得服务员都对他们另眼相看。我不由想起，1984年我到广州做手术治腿疾，父亲一人全程陪护，已临退休年龄的他晚上就在病床边的地上躺一躺。

1983年父亲在市成人教育办当领导，其间，有一个对职工文化素质的文件要求，即凡在1969—1980年间初、高中毕业的职工，都需要参加文化补课学习，经考试合格才能视为具备证书标明的学历。其时我所在的车间生产任务紧，常常连续加班，有时一两个月都没有半天假可休，晚上还常要到10点左右才下班；且定点的补习学校在老市区广州街的十二中，离家有点远，晚上又没有公交车，对我这行动不便的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也想过是否能让父亲帮下忙，混过关去，给老爸“点”了几次，可他就是不吭声。知道这指望不上，我只好报名参加补习班，并请工友们用自行车载我去上课，终于顺利过了关。

经历烽火 保军人作风

父亲是经历烽火硝烟的革命军人，却很少提及他当年的战斗生活，只有几个片段还算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一是小时候教育我们珍惜幸福生活不要娇气，说他当年山上打游击，有一回给国民党军包围了三天三夜，为免被敌人发现，不敢生火，又冻又饿，连水都没得喝，突围出来后见了山坑里积存的雨水，虽然浑浊却如见甘泉，双手捧起就喝。二是说人要有强大的精神意志，他回忆一次战斗中，连长身负重伤仍不知觉，带领战士们奋力冲锋，直到跟随的通讯员叫了声：连长，你负伤了。连长才发现自己全身是血，顿时倒下停止了呼吸。到了前些年，我帮助已年迈眼花的父亲填写有关劳模的表格，才知晓在1949年2月，他因战斗英勇被评为“战斗模范”。那是一场生死之战，他所在连奉命执行引诱敌人的任务，由于战情变化，他们连被数倍之敌包围在一座老城中，敌军配备有重机枪六零炮等重武器，火力十分强，父亲所在连队只有步枪，没有机枪，而且弹药也不多，力量悬殊，他们依托坚固的城墙顽强坚守。敌方的重机枪火力很猛，父亲对连长说，今天可能要准备牺牲了。父亲将子弹集中起来，交给连里那几名打猎出身的战士，让他们对准敌人的重机枪狠狠地打，打倒敌人的射手，这一招取得一定效果，延缓了敌人的进攻，千钧一发之际，援军赶来杀退了敌人。

父亲转业时已是县团级，几十年间工作多次变动，初办市技校时，属下中层干部都是正科配置，1975年复办后学校却是科级单位，父亲也一样乐呵呵地工作，直到离休时仍是副处级，也从来未听闻他对待遇有过抱怨。

晚年的父亲，渐渐羸弱，进入耄耋之年，身体更远不如前。平日里，做子女的往往多跟母亲更亲近，有较多的话语。而与父亲，或多或少总有一点隔膜，似乎要少一些心灵的沟通，我也如是。尤其是成家后，平常日子里一年到头忙着自己的事儿，与父亲之间总觉有点平平淡淡的，父子俩一年到头也难有几次坐下来聊天。就在他离开我们之前不多日，妻问父亲：你现在还记得怎么下象棋吗？他说：还会的。可我那些年虽每天都在父母家吃饭，竟连陪父亲下盘棋都没有过。

父亲在岗时，我们对他的不顾家时有怨言，觉得他没有为家里人着想过，没有安排好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到了他晚年，我理解了父亲，他的为人做事，既是他的性格使然，更是高风亮节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