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胡玉文1948年出生于五华县安流镇，如今已年逾古稀的他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和50年行医经历的乡村医生。公公50年如一日坚守在乡村第一线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谈起数十年的风雨岁月，公公总是一脸笑容：“我是党和政府培养的乡村医生，一根针一把草，一颗红心向着党。”

赤脚医生 随叫随到

1966年，全国上下抗击乙脑疫情的形势严峻，毛主席号召群防群治，全民参与抗击乙脑疫情。我公公当时是安流镇东礼村（当时称“大队”）团委书记，因有祖传中草药治病经验，好学上进的他开始师从安流医院派驻东礼村的老中医宋健民医生，学习方剂、号脉、针灸等中医药知识。公公因为思想觉悟高踏实肯干积极上进，于1970年1月14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作为大队干部抽调到卫生站抓经济兼学医。有家传医学渊源又有学医基础的公公到了卫生站后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很快完成了赤脚医生的初训，结业后回到东礼村正式成为领工分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半农半医的特殊身份，从田间劳作到上门行医的频道轮流切换，需要做到随叫随到，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求助，公公二话不说背上医疗箱就出发。公公凭着针灸和草药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治愈了无数患者。

全科医生 人传佳话

1974年至1976年期间，公公先后在安流医院复训和五华县卫校学习了两年多普外科，他是当时五华县唯一学习普外科和小儿科的乡村医生，掌握了阑尾、疝气、包皮环切等外科手术。问起公公主要偏向于哪些治疗，公公回答，当时没有细分，就是一名全科医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传染科、中医等等，全都要学习，配合针灸、草药等中医方法治好了无数病患，可谓急群众所需，百病都能医。

学成后的公公被安流医院借用了一年多，在安流医院担任外科主刀医生和小儿科全科医生。公公同时掌握了中医和西医的各项技能和知识，当时安流医院领导非常希望中西医兼修的他能留院做医生，再三考虑之后，公公毅然选择回到乡村。回顾当初的这一决定，公公说，自己时刻谨记共产党员服务人民的宗旨，要把所学之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直接最便利的服务。

在安流医院支持下，公公负责的村卫生站建立了安流镇乡村卫生站中第一个配置最齐备的中西药房，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就医条件。与此同时，我的婆婆胡仕娣也是一名村卫生员，1975年在安流医院培训半年后正式成为村里的接生员。村卫生站改革后，公公和婆婆组成夫妻档，公公主要负责开处方，婆婆负责拣药打针。公公的医术高明，加上婆婆在卫生站坐镇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妇女求医带来的极大便利，因此，除了同村的群众，还有不少外乡人也慕名而来，公公婆婆常常忙得连饭也来不及吃上一口。夫妻档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在当地传为佳话。

1992年11月至1994年11月，我公公参加广东省乡村医生函授班学习两年（五华县卫生局开办的半脱产班），再次系统学习中西医理论、临床医学、卫生保健和防疫管理等内容。这一次系统学习使公公的医技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1993年10月20日，经中国卫生部和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选，公公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受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表彰。1993年12月11日，公公又因农村卫生保健工作成绩突出，被广东省卫生厅评为“广东省优秀乡村医生”。东礼卫生站亦因乡村医疗服务工作成绩显著，几乎年年受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表彰。

知恩图报 回馈社会

经公公之手治疗好的疑难杂症不计其数，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一名到处求医未果最终被公公治好的患者开高价邀请他去深圳开诊所。据公公所述，那位姓廖的深圳老板是个有钱人，苦于患有严重的偏头痛和失眠症，到深圳大小医院治疗无果后听人介绍找到了我公公。公公先给他开了七天中药，偏头痛就明显好转；经过半年医治，失眠症也治好了。后来，廖老板又介绍了几位朋友来医治，都一一治好，他对公公的医术非常佩服。当他得知我公公是“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后，多次上门邀请公公到深圳合伙开设诊所，甚至提出了保底年薪20万元的条件，但公公拒绝了。公公说：“我的父亲生前常告诫我，医者父母心，做医生不能被利益蒙住了眼睛。再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懂得知恩图报，我的行医经验和技术积累源于本乡本土，更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理应回馈我的父老乡亲，全心全意根植农村。”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像这位深圳老板不差钱，特别是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往往要等到过年卖掉养了一年的猪才能付医药费。公公负责的卫生站每年被患者欠下的债务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从来没有催过债，依旧和颜悦色给他们医治，遇到五保户和困难户患病，公公更是免费给他们治疗。今年春节，公公趁着几个在外工作的孩子回家团聚之时，把几十年来被人拖欠债务的账本当着子女的面烧毁。

在公公的熏陶和影响下，四个孩子有两个学医，另外两个成为律师。公公教育我们，做人要学会感恩要懂得回馈社会。乡下的诊所常常挤满了人，这些人除了找公公看病治疗，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寻求法律帮助的，因为他们都知道公公有两个当律师的儿子。公公热情地给他们找来儿子的电话，并先打电话转述情况，一再叮嘱孩子要给对方提供最大的帮助。

今年74岁的公公本应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可他依旧不愿意放下治病救人的职业，坚守在乡村第一线，甚至都不愿意到城里儿女家多住几日。

谈到未来，公公还有两个宏伟的目标，一是把祖传医术和他的中医方剂整理出来，向社会公开；二是根据国家有关师承中医的政策规定，打算收授徒弟，先将他的中医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徒弟，让它发扬光大。